他的文字有心灵的温度

　　——读谢有顺的《此时的事物》

　　侯虹斌（作家，记者）

　　有人讥笑这个充满文字废品的年代：“你把一杯牛奶兑成一桶也就罢了，可你无论如何不该把它兑成一个游泳池啊。”泥沙与金粉俱下的时代里，对文本进行细致的阅读，并且承担重量，需要勇气，更需要判断力。而现今及格线以下的批评与学术太多，正直而有意义的文学批评就这样被变成畏途。我承认，阅读谢有顺的这本评论集《此时的事物》（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11月版），对我就如同是一场跋涉，越过他笔下评点的作品，与各种思想相逢。我相信存在着一种道德的阅读，而这本《此时的事物》，处处显示，谢有顺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怀有乡愁。他对心灵温度的渴慕，贯穿在书中。

　　在《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一文中，谢有顺注意到了“写作的难度”。这种困难，他在贾平凹、余华等作品中都发现过，困难一方面固然来自于对写作的虔诚和敬畏，然而，另一方面，更来自于对人性、对生命、对历史的泅渡。谢有顺借格非的小说，揭示出精神的困境：“格非在《欲望的旗帜》中写到的生活的困顿、情感的颓废、哲学的苍白、交流的不可能，安慰者的缺席、宗教的虚空，不是……这些浪漫事物可以代偿的，它说出的不是个体的失败，不是历史性的失败，而是一个时代思想基础的失败，是神学性的失败。”

　　他给这个时代开的药方是“回复到这些问题的源头”，因为“人与神性疏离，才导致人与自我疏离，最终受欲望的辖制”。这是一种谵妄还是一种救赎？现代中国人已摈弃了传统的宗教信仰，心灵渐趋理性化、粗俗化了。我始终认为，“认识你自己”是一个神谕，人心的终极秘密掌握在不可知的神手中。而每当思考者向这个秘密逼近的时候，便是接近了凡人不能、也不必了解的东西，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觉察出了痛感，那么是因为你在某一瞬间曾抵达了真相。而写作，便是于此岸与彼岸之间的游弋，这也是写作者的真正尊严所在。美国哲学家安?兰德便在《理性的声音》写道，“有智慧的人的最高道义责任便是保持其健全的大脑和完整的自尊”，而且，“不管在我们这样一个堕落的时代这样做有多么困难”。

　　确实太难了。我曾在采访几位重要作家时都会问同一个问题：“你有焦虑感吗？”“你在作品中是否表达出了你的焦虑？”而得到的答案也基本证实，这些作家的焦虑所在，正是他们思考的终极问题。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里谈到：“文学的最深层次的焦虑是文学性的，我认为，确实是此种焦虑定义了文学并几乎与之一体。”谢有顺谈到人面对灵魂时的黯然神伤，其实，具备敏锐的痛觉神经而又能承受这种苦难的人，才可以谈得上心灵的温度。多年前的电影《滚滚红尘》中有一句台词是可以打动人心的：“韶华，你没有披肩，我没有灵魂。”我不担心人类在面对灵魂时会悲伤、绝望，甚至撕裂，我更害怕的是人无法对自己的灵魂进行审视，或者丧失了体验痛苦的能力。痛苦也是一种美丽的经验。一旦我们所有的感官与知觉都在庸常生活中磨钝，再也没有力气去探看自己的内心，人就危险了。

　　如果说，一般人有权利选择放弃追问，去过一种舒适生活的话，那么，一个有“文学抱负”的作家便不应与生活和解，而应积极去寻找灵魂与现实之间的精神脐带。

　　在谢有顺的《此时的事物》一书中，处处充满对文学对思想的敬畏和自我检省。面对中国文学一直以来“无法实现超越现实、人伦、国家、民族之上的精神关怀”的现状，他借《红楼梦》、鲁迅、张爱玲谈到超越—— 一种超越是非、善恶、悲喜，无差别的善意。在他眼中，“鲁迅的发现是黑暗、凄厉的，张爱玲的发现则不乏柔和、温暖。”惟其因为他们的本质是眷恋的、热爱的，才会从中心生悲悯与宽恕。

　　显然，宽恕不可能是廉价同情，它甚至不是原谅。就连对中国“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很不以为然的夏志清也说：“我总觉得同情心、爱心是人类最高贵的情操；好多人道主义的作品诚然写得非常拙劣，但在宗教文化业已衰颓的今日，人道主义的精神不容我们加以轻视的。”朱熹对《论语?里仁》中“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一句做的注释是：“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四书集注》），然而，我总认为，忠实于自己，原宥他人，实则难于上青天。有多少人有资格在耶和华面前向那位妓女扔石头？在今天一个充满伪正义感、充满“你为什么不”的诘责与追问的环境里，别人都在“反思”与“清算”的时候，正视宽恕，不仅不是犬儒，不是献媚，反而需要更大的勇气去超越。如何做一个有理性的人，也包括对人生际遇的困苦有充分的估计，然后，心存善念。

　　只是，我们这个时代，是否真能如谢有顺所愿，“有一批作家成为真正的灵魂叙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