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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今天许多流行的观念相比，毛泽东思想可能会被认为不过是异想天开的奇思妙想，他们之间的区别就像汽车轮子与人的两条腿之间的区别一样，就像飞机与汽车之间的区别。韩德强在另一篇文章里说：“不错，文革是一场灾难，但它是在寻求理想征途上的灾难。正如第一架飞机掉下来一样，有人会站在旁边冷嘲热讽，甚至激烈抨击，飞机掉下了死了多少人，毁了多少物，我早就说过，铁疙瘩怎么能上天呢？人性怎么能不自私呢？也有人会仔细分析飞机掉下来的原因，重新考虑飞机的结构、强度、气动原理，再造一架新飞机。人类社会的真正进步恐怕也需要像研制飞机一样。如果只是简单地否定文革，而不是仔细地解剖其残片，分析其黑匣子，那么人类社会仍然会在以暴易暴的循环中难以自拔，甚至有可能会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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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肉强食是资本主义的规律，然而，中国经济学家房宁却提出“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面对今天日益扩大的社会阶级差距和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的理论犹如空谷足音。我一直关注中国现代思想对于现代性的丰富，它的丰富的批判现代性的内容。批判现代性既是现代性思想的一部分，同时又具有反思的特点。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现代性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现代性和批判现代性的复杂内涵。中国自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思想由严复、梁启超等人传入中国的时候开始，就遭遇到章太炎等人的批判。辛亥革命以后所引进的比如议会民主所引起的曹锟贿选（用金钱收买议员促成自己当选总统，那些被收买的议员则被称为猪仔议员）以及政治腐烂，这一时期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它给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了明显的耻辱，使中国人对于这一制度充满了怀疑。今天中国的理论家正鼓吹和设计中国的私有化，和俄罗斯公开的全面的私有化不同，今天在中国理论界和现实中正在发生一场悄悄的私有化运动。一位中国私有化的理论家这样解释私有化：私有化必须首先搞垮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就像一个饭碗，谁要取得这个饭碗，唯一的办法就是往里面吐一口痰。今天中国的所谓“自由派”迫不及待地要推进的就是这样一种肮脏的私有化。新自由主义和新权威主义的合流是中国90年代思想的秘密，也是理解中国的一把钥匙。“自由派”鼓吹往饭碗里吐痰，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权力往碗里吐痰的，只有那些拥有“化公为私”的特权的“大佬”才可以往饭碗里吐痰，才有权力“私有化”。有人把俄罗斯称为强盗资本主义，而有人把中国资本主义的前途描述为：坦克＋私有化。中国资本主义的设计师把私有化的策略描述为往公共的饭碗里吐痰，他们对待毛泽东的遗产也是同样一种态度。然而，我们却不是这样，不想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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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说：“研究中国社会的任何方面，如果不从中国共产党努力改造中国社会这一背景出发，那简直是毫无意义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尤其是比斯大林主义更加充满活力和开放性。毛泽东相对于正统马克思主义来说，它更重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作用，重视政治对于经济的作用，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的思想补充和修正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但是，毛泽东却似乎对制度建设缺乏真正的兴趣和足够的耐心。社会主义实践所遭受的挫折和失败一方面因为它受制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另一方面也因为第三世界革命内在地包含的历史矛盾。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传统的，还是西方现代的，我们应当抛弃这样一种简单化的看法。我们今天不应该再简单地用“进步”这样一个时间观念来评价一种思想，用单纯的“赶超”思维来对待今天中国与西方在经济和社会上的距离。在今天我们不应该是简单地适应西方的模式，而是要以提升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和道德水准作为目标，我们不能通过毁灭人的尊严而获得“发展”，而是应该使人类的生活更加人性化。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否定过发展，而是相反，“只争朝夕”。毛泽东一方面遵循现代化的逻辑，另一方面又试图克服现代化的后果。毛泽东在现代性的悖论与困境中的挣扎奋斗使很多人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充满了误解。比如很多人责难毛泽东对马寅初的批判“错批一个人，多生几亿人”；然而，事实上正如西方历史学家所观察到的，中国一面批判马寅初的理论，一面实行计划生育：“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秩序使计划生育政策受到挫折，1970年以后，这项政策逐步走向严格，每对夫妇只能生两个小孩，并为实施政策而建立了严格的奖励和处罚制度，采取避孕措施有时甚至连妇女的月经期都受到了单位和邻居的监视。”实际上相反，中国50年来的根本思维并没有脱离现代化和“发展主义”的轨道。今天中国的思维却仍然缺乏对“发展主义”的必要反思。今天我们继续在“自由”、“解放”、“发展”这些宏伟的叙述下漠视人们具体的利益和牺牲，“效率优先”和“减员增效”等理论的泛滥正在摧毁我们生存的道德基础和生存本身，片面的“发展主义”已经导致了“只要发展，不要生存”的灾难性后果。今天中国的某些“改革”理论家在历史目的论和“代价”论高高的旗帜下蔑视人民的利益，然而，毛泽东时代我们正是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今天那些用“市场”来反对“国家”的理论家也恰恰忘记了不论中国的“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从来都是由于国家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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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赤脚医生、农村合作医疗、控制和消灭流行疾病、农村水利基本建设、消除贫困、社会保障、义务教育、扫盲、夜校等许多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这些方案正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普遍地铺展开的，这些正是毛泽东思想的特殊贡献。这些当然都还做得不够，但哪一个政府会去做这样一些事情，甚至想到去做这样一些事情呢？毛泽东时代犯了许多错误，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比如在1959年至1962年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灾难性的大饥荒，发生了反右和文化大革命对于知识分子的大迫害（同时，我们不应该忘记：如果毛泽东时代存在着“红色恐怖”的话，在海峡和大洋的另一面存在着同样的“白色恐怖”：国民党政权在台湾实行军事统治，台湾省的戒严直到毛泽东逝世多年以后才解除；美国歇斯底里的麦卡锡主义。）1962年的大饥荒既不单纯是毛泽东时代所解释的自然灾害的结果，也不完全是后来所解释的由于政策失误所导致的歉收的结果，而是由于这一体制的任性专横和拒绝任何批评所导致的灾难，因为就在大饥荒发生的同时，中国的粮食出口却增加了一倍。毛泽东时代一方面利用计划经济和国家有效动员的优势发展了生产和国家建设，在国家工业化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是它也造成物质资源尤其是人民的劳动、热情和理想的极大浪费。以胡风案为代表的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迫害，大跃进，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是巨大的历史灾难。灾难的重要根源在于思想、学术和新闻、言论自由没有得到制度性的保障。毛泽东时代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和人们的忘我热情以及他们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代价相比较起来是黯然失色的。80年代初，农民和知识分子对于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政策充满了感激之情。然而，邓小平时代不应该看作是对毛泽东时代的简单否定，反过来，毛泽东思想也不能看作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简单批评。毛泽东的遗产的某些方面仍然在困扰着今天的中国，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没有解决民主的问题。民主是一种制度，同时，民主也是一种传统。毛泽东曾经为中国人提供了“大民主”，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大民主”遭到了否定。不论怎样，如果今天我们对于民主仍然怀抱一种浪漫主义的幻想态度，那么带给中国的就可能并不是进步，而是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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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梅斯纳在评价毛泽东的时代的时候引用了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的话说：“危险不在于我们避而不谈十月革命史实上的巨大污点、那场革命使人类付出的痛苦代价、以那场革命的名义所犯下的罪行。危险在于我们总想全部忘记并且在缄默中忽视那场革命的巨大成就。”然后，他接着说：“卡尔的话适用于俄国，同样也适用于中国。不幸的是，人们不容易对革命做出公正的评价。社会大变动总会激发起人们对未来的、伟大然而达不到的期望，一旦希望破灭，长期的幻灭感和愤世嫉俗的态度便必然接踵而来，而实际的历史成就却被抹煞或被遗忘了。真正看清历史的画面往往需要远离那个革命时代的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用几代人的时间。现在深深铭刻在当代政治意识和历史意识中的毛主义的记录上的污点，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人们不能也不应该遗忘：那些事件是大失败，而且使许多人丧生。然而，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将一定在不忽略那些污点和罪过的情况下，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毛泽东时代，作为世界历史上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作为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利益和人类利益的时代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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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梅斯纳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失败并不在于它没有引起根本的社会变革，在经济匮乏的条件下，根本改变现存的劳动分工和取消阶级区分的任何尝试无疑会导致经济的混乱。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失败是它没有产生大众的、民主的政治机构和制度，从而允许劳动群众取得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并且随着发展现代生产力，最终实现他们自身的社会经济解放，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解放。”“无论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的意图是什么，他最终满足于重建一个经过思想整顿的党和经过改革的国家机构。”莫里斯·梅斯纳批评说，尽管毛泽东重视上层建筑，但是文化大革命却并没有能够产生新的政治制度，而是恢复和重建了文化大革命前的政治制度。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的目标是官僚主义；然而，文化大革命一方面使官僚受到了空前的冲击，另一方面却又没有从根本上对官僚制度有任何革新。“如果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改革减轻了官僚优越感的一些较突出的表现，那么，它们并没有根本改变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直截了当地说，这种关系是国家（以及作为其代表的官僚）对社会实行全面统治的关系。”他说：“虽然毛泽东和社会主义的批评者们对于平等和反官僚主义抱有同样的目的，但是他并不赞成他们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想法。建立政治民主制度和从制度上保证思想自由是建设社会主义缺一不可的两个部分，毛泽东不承认或者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毛泽东的这些缺点后来成为‘毛泽东主义对未来的设想’的致命缺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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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侵犯和触动了官僚阶级和知识分子这两个中国历史上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中国历史传统上官僚和知识分子联合的封建士大夫统治传统不同，他们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都受到直接的威胁，甚至于使得他们感觉到是毛泽东有意地耻辱了他们。“思想改造”是毛泽东的一种创造，他企图通过上山下乡、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思想改造运动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措施不仅是毛泽东“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目标的一部分，而且也是毛泽东激励人们追求自由与平等的愿望的一部分。毛泽东没有为他的家族留下任何遗产，甚至他的子女在今天会遇到普通的生活上的困难。但是他却为中国人民留下了丰富的甚至可以说是永恒的财产。这一财产就是人的自由与尊严，也就是现代个人自由和民族解放的双重目的。在这方面我们对于毛泽东的态度是复杂的，因为他既唤醒人们破除对于一切权威的崇拜和迷信，但是他却是利用人们对于他的崇拜用强制的力量去摧毁那些腐朽的权威；他唤醒人的尊严，但是，他却是以对另一部分人的践踏来作为代价的，他通过对于一直盘踞在人民头上的统治阶级的任意耻辱来使人民的地位得到提升。即使如此，今天那些自以为是运用西方的思想在同“毛泽东的专制遗产”进行斗争的人，实际上也是从毛泽东那里获得了直接的鼓励和启发。中国人曾经是最驯服的臣民，正是文化大革命使他们摆脱了长期以来的奴性。毛泽东是五四的伟大的儿子。他一直号召人们参与到公共的政治生活之中去，“要关心国家大事”。他希望人们起来造反、革命，摆脱历史和社会强加于他们身上的任何束缚。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这样评价毛泽东说：“毛泽东公开嘲弄了中国官吏，但他并没有杀死他们，而是让他们官复原职；那些取笑过中国官吏、并且看透了他们的人们，现在也许不会那样卑下地向他们叩头膜拜了，而按照传统人们是倾向于这样做的。……我认为，毛泽东主义的宗教观正是把人当作人来看待，尊重人性的尊严，不容许地位低下的人遭受中国官吏的凌辱。”正是因为这样，黄克诚将军尽管曾经在漫长的时期里和彭德怀一起被受到极端不公正的迫害；然而，当80年代否定毛泽东成为了一种潮流之后，他却站起来捍卫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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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毛泽东的评价的困难并不在于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在于1949年之后的历史。重要的也不是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在国家经济建设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单纯这些经济成就的罗列并不能显示出它与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实践的任何差别。真正构成了毛泽东的中国与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实践的区别在于其它的方面，尤其在于它区别于斯大林模式的不同政治经济政策。也就是说，是毛泽东的独特的“后革命”的历史实践使他成为了一个值得讨论的伟大历史人物。莫里斯·梅斯纳在他的书中引用罗伯特·迈克尔的话说：“虽然社会主义者也许会取胜，但是社会主义不会胜利，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的信徒们获得胜利的那一时刻灭亡。”莫里斯·梅斯纳接着说：“使当代中国成为独一无二的现象，并且引起人们对它产生特殊历史兴趣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似乎与‘革命后’社会历史的一般模式不相同。而且，更坦率地说，那种模式就是：当革命家变成统治者的时候，革命就灭亡。当社会的新统治者们着手处理革命后局势中的严峻的政治和经济的实际状况时，他们就往往把革命的人道主义目标和平等目标推迟到越来越遥遥无期的将来，就会与过去的传统和残余妥协，并且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那些背离他们自己对一个全新社会的理想和希望的历史过程的指挥者。革命历史上司空见惯的模式是，革命的乌托邦目标不久就变成空洞的仪式，使那些在革命后时代出现的不平等和压迫的新形态合理化。”毛泽东的历史实践就是与这种宿命的伟大的悲剧性的抗争。莫里斯·梅斯纳说：“为了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在现代革命通史中所具有的地位和意义，人们最好记住各种革命所共有的厄运，认识到失败似乎是革命成功所固有的。因为中国自1949年以来一般说来也许是在引人注目的历史中具有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因为一直是中国极其努力地扭转革命可能会在革命后的时代灭亡这种似乎是普遍的趋势，阻止会窒息革命要求的‘官僚主义的制度化’进程，并且努力保持中国革命的乌托邦目标和理想，作为当代社会行动的活的源泉。”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的一个重大的区别就在于，他在革命成功后仍然继续要求推进中国的革命，要求把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停顿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要求对他自己的统治和政权进行革命。毛泽东对于历史的最大挑战在于他对于官僚体制的批判和对于技术化的、僵硬的斯大林主义的继续革命与历史性偏离。毛泽东不愿意看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以后转变成为一个简单的执政党和利益集团，毛泽东“不断革命”的思想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化”，企图仍然使它保持“革命党”的活力，这是毛泽东发动“百花齐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但是历史的悲剧在于，毛泽东要摧毁僵化的官僚机器，然而他本身又是这架巨大的官僚机器的一部分。毛泽东发动了“百花”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但是同时毛泽东又是这两场运动的直接的镇压者。这正如莫里斯·梅斯纳所说的那样：“这既具有讽刺意味，也具有悲剧性。”毛泽东是在与自己的宿命进行一场不可能取胜的斗争。文化大革命无疑是左倾政治的失败，是毛泽东思想的悲剧。然而，在另一方面与其说文化大革命是单纯的左倾激进化政治，还不如是一场内战（在某种意义上，这场内战也发生在毛泽东的内心深处），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也不论左派还是右派，在文革中同样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和严厉的清算。文化大革命本身充满了不断的妥协和退却，最后以左倾激进化政治的失败、崩溃和对它的全面否定而告结束。文革结束，历史似乎又重新回复它既定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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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为国家的长远利益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邓小平时代的物质繁荣正是毛主席时代所积累的巨大潜力突然释放的结果。相反，二十年来对于毛泽东时代资源的单纯的掠夺性利用，不仅使我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相对下降，使得90年代以来水旱灾等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灾难性影响成为了经常性的；而且也毁坏了我们这个民族无形的道德基础。与毛泽东时代对于基础设施的战略眼光相对照，90年代急功近利的政策甚至使得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也成为了“豆腐渣工程”（朱熔基总理的说法），甚至“豆腐花工程”。我本人正好在70年代完成中小学教育，从小学到中学学期的学费分别从1.5元到7.5元，而今天则是从几百元到几万元。1977年正式恢复高考，我又在80年代初完成了免费的大学教育。如果没有毛泽东，我就不可能有上中学的机会；同样，如果没有邓小平，我则会失去上大学的机会。毛泽东时代，在中国所进行的主要是基础工业、基础教育和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建设，尤其过分偏重于重工业，相对来说忽视了粮食、住房和日用消费品的发展。与此同时，相对忽视了上层阶级的利益，而发展了下层阶级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它确实反映了这个政权的“工农联盟”的性质。可以说，毛泽东的政治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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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常低估了毛泽东时代的成就，或者仅仅把它理解为一场灾难。这是与我们通常的观察角度有关的。毛泽东提出“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农村医疗条件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上山下乡”改变了城市对于农村的单纯汲取的政策，毛泽东时代杂交水稻的试验为80年代粮食产量的突然提高奠定了技术基础，20年来农村的发展仍然受惠于毛泽东时代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人们都道文革时期高等教育遭到了严重破坏，但是基础教育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现在被谴责的‘文革十年’里，农村中、小学的注册人数引人注目地增加了，十年里小学的注册人数从大约1.16亿增加到1.5亿人，中学的注册人数从1500上升到5800万人。”在文革后期，已经开始普及了中学义务制教育。然而，今天九年义务制教育却依赖于“希望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