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源大盗

万龙是一个退休的国家干部，瘦但不弱，西装笔挺，衬衣雪白，跟陶菊英在老年歌舞厅认识的，当时的陶菊英“白白胖胖，长得还算不错”。
当过兵的老钱也是在老年歌舞厅被陶菊英看上的，他身板硬朗，说话做事干净、利索。他也跟杨勤冀见过，老钱曾提出跟陶菊英保持“同志般的友谊”，因为陶比他小17岁，“年龄差距太大”。
陶菊英跟万龙纠缠了一段时间，万龙跟原来的妻子离婚，陶菊英正式搬来跟万龙住。还是老规矩：万家住几天，杨家住几天。
两家保持着特殊而亲密的关系：陶菊英经常回家给杨家父女做饭洗衣，杨勤冀也经常带着女儿过来万家串门。
“陶菊英是舍不得她女儿。”万龙说他很理解陶菊英，对她住在哪里也不介意。
万龙最欣赏陶菊英的勤快，也一直很心疼她：陶菊英跟第一个工人相好在一起的时候，曾经怀上过一个孩子，怀孕期间坚持回杨家洗衣服，结果流产。“杨勤冀都没有送她去医院，还是她的弟弟打电话让那个工人来送去医院的。”还有一次陶菊英遇到车祸，在家养伤，“杨勤冀和他女儿就在楼上都不下来看看她”。
“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我的家，没有离开过我的女儿。我可以说我是伟大的母亲，伟大的妻子，没有我这么多年来操持家务，也就没有她爸爸得的那么多奖状。”陶菊英不断重复着这句话。
万龙最终没有跟陶菊英结婚：陶菊英太大手大脚，脾气也那么不好。
陶菊英很注重自己的仪态，“她最在意口红，每天都要画一个小时”。万龙说，他带着陶菊英逛街，“买条裙子都是800元，衣服鞋子全是名牌”。陶菊英出手慷慨，路上给乞丐钱都是2元起。蒸好馒头，大部分给了邻居。“她跟我在一起，花了我有好几万吧。”
陶菊英脾气不好，经常打女儿，“两母女好的时候很好，不好的时候，打得特别厉害。有一次拿着湿毛巾打女儿，把她脸上的皮都给打下来了。”万龙对此记忆犹新。
杨家三口谁打谁的问题，邻居和朋友说法不一：有的说，陶菊英很强势，经常打骂父女；有的说女儿很厉害，常常打骂父母；有的说，母女对打，父亲在中间劝架；也有很少的人说，杨勤冀打陶菊英。无论一家三口谁打了谁，从没有任何人或者机构来调解、干预。
跟着父亲过日子的杨丽娟，一天起床，给父亲讲了自己关于刘德华的“梦”，杨勤冀听完对女儿说，他也做了一模一样的“梦”。
没有人在意“梦”是真是假，万龙只是觉得，杨勤冀对女儿“顺从”得太过分了。“你说可能吗？父女同一晚做同一个梦？我要是她爸爸，就算我做了，也不会跟女儿讲。”
1995年，杨勤冀从31中提前退休，这时距他正式退休还有4年。作为31中惟一的高级教师，杨勤冀拿的退休金是最高的，每月2050元——稍微有点规划，在兰州供3个人过小日子，本该绰绰有余。不过后来他们总是缺钱。
“老杨跟学校说，是为了照顾他爸爸退休的，其实是为了照顾女儿。”陶菊英说。
世界越来越小，爸爸越来越亲
“长这么大，最多爸爸加班开会两天不在家，其他时候一直都在我身边。”杨丽娟愿意谈的父女关系，到此为止。
杨丽娟很少说“刘德华”，一般会用“他”代替，生气的时候，通常使用“姓刘的”。“我只是不断做他的梦，这么多年已经把他当成亲人了。”
那个“不约而同的梦”非常简单：“墙壁上有一张画，画像上的人头两边写着：你特别走近我，你与我真情相遇。”
按照杨丽娟跟各路记者的讲述，后来“刘德华梦”基本有两个主题：缘分，纯情。比较典型的有，杨丽娟在玩沙包，刘德华走过来，深沉而熟悉地看着她；刘德华在山顶遇到杨丽娟，不由分说拉着她跑到小河边，含情脉脉地说：你都已经跑过我了，还跑什么；杨丽娟走进一个黑房子，里面放着一盘磁带，上面写着：你是我的女人。
杨丽娟一直在强化“梦”的戏剧感：一次同学给她看了一张海报，她才知道，自己一直“梦”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刘德华。
杨丽娟足不出户，世界越来越小，生活的惟一希望就是“刘德华”。她越来越坚信，只要刘德华见到她，听她说完“梦”，也会有“感应”。
杨勤冀退了休，躲避了单位对他跟妻子关系的指指点点，却躲避不了邻居的议论，他也开始足不出户，陪着女儿梦刘德华。
杨勤冀对女儿有求必应，极度溺爱，任何家务都不让她做。万龙说：“陶菊英告诉我，杨丽娟二十多岁了，还都是爸爸给她洗澡擦身，他们一家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我跟其他孩子比，跟爸爸更亲，一天不见都会想他。长这么大，最多爸爸加班开会两天不在家，其他时候一直都在我身边。现在爸爸真的走了，我真的感觉没有什么依靠了。”杨丽娟愿意谈的父女关系，到此为止。
“只要女儿高兴，他做什么都行。”杨勤冀的旧同事老贾（化名）气愤地回忆，有一次女儿要喝红牛饮料，杨勤冀没钱了，就去商店偷，第二次偷的时候被人抓住，“幸亏是国营单位，教育了一下，给放了”。
伴着“梦华之旅”，杨勤冀还开始了搬家之旅，此时他有了一项“新躲”，躲避邻居对女儿追刘德华的嘲笑。
一个邻居跟杨勤冀开玩笑，问他是不是还在等刘德华，就这一句话，杨勤冀马上打110报警抓人。越是开不起这些玩笑，邻居们议论得越厉害，杨家也就越怕跟人接触，邻里关系陷入了恶性循环。传闻从陶菊英“偷人”到杨勤冀给女儿头顶洗脚水，再到母女虐打杨勤冀，真真假假难辨真伪。
2005年，陶菊英因为一次煤气中毒，被重物砸坏了腿，杨勤冀将陶菊英接回家里。陶菊英这次彻底留在了这个家，而这个家早已经只有一个目标：刘德华。
“我把那些杂志都撕了，把磁带也给砸了。”陶菊英说自己从1996年开始，每年不断砸磁带、撕杂志，这些举动在去年3月那轮“父亲卖肾助女追星”的报道中，被解释为：家长一开始也反对女儿追星。但时隔一年，陶菊英说自己生气的原因，不是女儿“追星”，而是刘德华一直不回信。
总之，团圆之后，一家三口彻底拧成了一股绳———“只要见到刘德华，我们一家就能好好生活了”。
一家三口？一家四口？
“她希望跟刘德华一见钟情，她曾经当着我的面，跟父母说，你们现在不管我，到时候我跟了刘德华，也不会管你们的。”记者陆纳说。
“只要见到刘德华，我们一家就能好好生活了”就像一个魔咒。
北京电视台《每日文化播报》栏目的陆纳觉得这句话有两重完全不同的理解：见到刘德华，杨丽娟心愿了了，一家三口好好过日子；见到刘德华，杨丽娟跟刘德华“美梦成真”，一家四口好好过日子。
卖肾新闻没有达到目的，刘德华在媒体上公开回应：“要爸爸卖房卖肾来见我，这就是不忠不孝。”
正在杨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天上掉下了陆纳。他是后来杨勤冀多封谴责信的主角之一，谴责点是：利用杨家创造收视率，甚至用假刘德华愚弄和欺骗他们。
“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台有实力，一定能帮孩子见到刘德华。”杨家对此充满了希望。
来采访的陆纳的确答应联系刘德华：“我初到杨家，第一直觉是同情。”同情的内容包括贫穷和父母对孩子的苦心。因此他也“天真”地认为，也许帮杨丽娟见上刘德华，他们家就能正常地生活了。
陆纳说自己也确实联系了刘德华的经纪公司：“一个男的，听了之后告诉我，对这件事情，不提倡、不回应、不见面。”
陆纳第二次去杨家采访，隐隐觉得这家人不像第一次那么“值得同情”：“杨丽娟的爸爸在家里是从属地位，言行都会受到母女的监视和盘问。”他把“惟一可以对话”的杨勤冀偷偷叫到宾馆，委婉地告诉他，刘德华不会见他们了。
“我当时真的很想帮他们。”陆纳说，他的帮忙还包括：带去了两个心理医生；教杨丽娟上网、唱卡拉OK.这种帮忙是徒劳的，杨丽娟根本不见医生。陆纳说：“杨丽娟是希望跟刘德华一见钟情，她曾经当着我的面，跟父母说，你们现在不管我，到时候我跟了刘德华，也不会管你们的。”
第三次陆纳带来了“刘德华”———跟刘德华长得很像的吴可。吴可以模仿刘德华为职业，觉得“自己长得像刘德华，也许可以劝劝她”，《每日文化播报》跟拍。
“杨丽娟根本不像其他歌迷。”吴可说，因为他长得像刘德华，不时会遇到疯狂的歌迷，但杨丽娟对他的长相没有任何反应。
陆纳和吴可觉得当时气氛很融洽，而杨家对此事非常愤怒，说：“他们还拿假刘德华来欺骗我们。”吴可也没有料到这个家庭对信息的选择性理解。“杨丽娟根本不像其他歌迷”的评语，给杨丽娟带来了相当大的鼓舞，她后来接受采访时，也都用这句话来把自己跟“追星族”撇清。
2006年10月，杨勤冀一家三口进京。这次双方都不像以前那么“友好”，一向老实的杨勤冀大闹电视台，要通过镜头公开谴责刘德华的“无耻”行为，双方起了一些争执。
陆纳说，他被缠得没有办法，就私下自己掏钱买了两张票，带杨丽娟去了《墨攻》首映式，“坐在第一排”。陆纳说自己很紧张：万一杨丽娟出现什么状况，他需要负责；另一方面，他还是抱有幻想，见了刘德华，也许杨丽娟真能“迷途知返”。
北京见面之旅的结局是，北京电视台以栏目组的名义，给了杨家2000元做路费。
提起这2000元，陶菊英气不打一处来，她当时就把杨勤冀骂了一顿：“我跟她爸说，别要他的钱，就是两万也别要，这是贬低人格，好像我们为他的钱似的。”
三箱宝贝，七页遗书
是举家奔赴幸福生活，还是心力交瘁安排后事，现在看来，无论如何这都是杨勤冀的最后一搏了。
女儿的沮丧，妻子的恼怒，加上见刘德华希望的再次破灭，让杨勤冀彻底变了一个人。
小周（化名）说，杨勤冀从北京回到兰州，“神情恍惚，牙也掉了，很憔悴”。
小周是杨勤冀最信任的领导的儿子，也是最后杨家三口去香港的借款人。今年春节前，杨勤冀来找他借11000元。“我没有那么多钱，我也知道他是拿去给女儿追星的。”此后杨勤冀又来了3次，说自己借了一圈，实在没有办法了。
小周不止一次劝他，不要再跟着女儿一起疯了，杨勤冀坐在他家沙发旁的板凳上，不断重复一句话：“我真的希望刘德华能见见娟娟，听她把梦说了，我们一家人回来好好过日子。”
谁们“一家人”？好好过什么“日子”？谁也不知道。至少在杨勤冀前同事老沈的妻子看来，杨勤冀已经“脑子越来越不清楚了”。“杨勤冀来找我们借钱，跟我们说，他们在香港好得很，李嘉诚的房子也让他随便住。”
跟大部分人一样，老沈的妻子不想跟杨家扯上任何关系。
杨勤冀和陶菊英这几年把能借的都借遍了，从侄儿到邻居，从同事到领导，甚至陶菊英的几个“相好”，都借给了数量不等的钱。杨勤冀有一个账本，上面清清楚楚地记载着借钱人、借钱数目和归还时间。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名人名言”：现在办事靠，1.人际关系；2.经济实力。
兰州的冬天天寒地冻，近70岁的杨勤冀站在楼下等，小周不忍心，通过朋友找到一个经理，挪用了11000元———也就是传说中的“高利贷”。
“我告诉杨老师，钱我是借给他的，不管他用来干什么，我都不管了，我跟他击掌相约，一定要在兰州再见一面。他这是跟我失约！”小周后来知道杨勤冀跳海的消息，在家里捶胸顿足。当时他已经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
2007年3月4日，杨勤冀来拿钱，带来了三箱“宝贝”：户口本、女儿小时候的照片、奖状、学生名册；自己的所有奖状；上了锁的留给女儿的东西。
杨勤冀解释说，出远门，放在招待所怕丢———他们已经无家可归，住在一个便宜的招待所几个月了。
是举家奔赴幸福生活，还是心力交瘁安排后事，现在看来，无论如何这都是杨勤冀的最后一搏了。
3月25日，杨丽娟在刘德华歌迷会上第一次真正见到了刘德华。她没有得到陈述“梦境”、激发“感应”、改变命运的10分钟。
3月26日凌晨，杨勤冀留下早已写好的7页遗书，跳海自尽。
3月26日，刘德华受此事影响，工作处于半停滞状态。刘德华在日记上写道：“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其后不断有歌迷有样学样，以死相逼要跟刘德华见面。（文中化名皆为被访者要求）

河源大盗

阿干镇，寂静岭
杨丽娟和母亲陶菊英都出生在阿干镇，生活在这里的人在外人看来格外“脆弱、敏感、绝望”。
“阿干镇出杨丽娟这样的怪人，一点也不出奇。”邴哲说。他是兰州的一名警察，用业余时间去阿干镇拍摄纪录片，已经拍了两年。“不出奇”的原因是，生活在这里的人在外人看来格外“脆弱、敏感、绝望”。
杨丽娟和母亲陶菊英都出生在阿干镇，父亲杨勤冀在阿干镇教书，直到1995年提前退休。
阿干镇虽然离兰州市区不过二十多公里，但道路崎岖，汽车要开近一个小时。“阿干”的名字出自《尔雅·释地》：大陵曰阿，干为水畔。阿干河从南向北穿镇而过，河两边是密不透风的荒山。阿干镇形成于北宋，之前是丝绸之路上忠国内陆部分颇为重要的一站。
1950年代，阿干镇成为兰州工业用煤和民用燃料的主要生产基地之一。当地流传着“先有阿干煤坑坑，后有兰州城窝窝”的说法。“1950年代，在阿干镇上班的人都是很骄傲的。而现在，说一个人很土，兰州人会说‘你是阿干镇来的吧’。”张磊和他的伙伴正在招商拍摄另一部纪录片《影像阿干镇》。
如今的阿干镇，建筑仍以苏式居民楼和办公楼为主。玻璃很多已经破碎，还有大量空出来的宿舍楼，当地居民谁愿意搬进去就搬进去。惟一的电影院已经改成了塑料制品加工厂，跨进院子，迎面三个斑驳的大字“观人子”——它的前身是“观众您好”，这里已经二十多年没有放过电影了。最繁华的街道铁冶街粗看上去家家关门闭户，走近你就会发现，其实每扇窗户后面都有人在打量。偶尔出现在街上的人，没有多少表情，嘴角向下耷着。
邴哲说，阿干镇的人大多可以预测自己的命运：男人不是因为事故在矿上伤残亡故，就是患上这样那样的职业病；女人在家里默默守候着活一天是一天的丈夫和在教学质量不怎么高的学校里念书的孩子；小孩沉默地行走在煤尘扑面的街道上，或者被狭窄道路上奔驰的运煤车撞伤。
1990年代初，阿干镇人口开始大量迁移，不到5年时间，阿干镇从最初将近10万人，减到现在2万多人。杨志彬是《兰州晚报》记者，前后11次去阿干镇采访，在他看来，阿干镇是甘肃这类城镇的代表：资源枯竭、千疮百孔，百姓居无定所，背井离乡是他们最大的愿望。
“煤矿的破产和减少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严重地影响了阿干地区的稳定和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兰州市委外宣办在新华网甘肃频道上，2005年发表的《阿干镇》一文中这样写道。
杨丽娟的母亲陶菊英是煤矿工人的后代。她的青春期，正是阿干镇的辉煌期，但那些“辉煌”，从没有降临到她身上。像生活在镇上的任何一个人一样，她最熟悉两种车：运煤车和警车——矿工们不下井的时候，喜欢喝酒，酗酒是发泄压抑的好方法，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能让他们兵刃相见，警车常常来此抓人。
陶菊英的父亲是煤矿工人，生了7个孩子，母亲常年有病，全家人靠父亲的工资养活。“有一天爸爸直到8点半都没有回来，一些人冲进家里，说爸爸出事了。”陶菊英深刻地记得那个早上，煤矿出事，父亲的腿被压断了。父亲出院后再次下井，又遇到瓦斯爆炸，这次出来，只能在地面做些杂事，一家生活更加拮据。
1976年，23岁的陶菊英在31中当临时工，给学校刷围墙，37岁的杨勤冀路过，打量了很久，主动帮着她干活。
杨勤冀不是阿干镇人，1973年，他从兰州市里的20中调到位于阿干镇的31中。他祖籍河北，长在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西北师大的老师，大哥和三弟也都是教书的，但他并不比陶菊英幸福。
“他们家发生过很不好的事情。”陶菊英始终回避这件“不好的事”：杨勤冀的弟弟亲手砍死了他们的母亲。
“这件事在1950年代的兰州，还是很轰动的。”兰州20中的同事对此还有印象。弟弟为什么砍死母亲，没有人能说清，杨勤冀同事们比较相信的版本是，“跟杨勤冀有些关系”：杨勤冀个子不高，其貌不扬，几次交女友未果。一天弟弟兴致勃勃地把自己女友带回家来，母亲看了，试探着问：“你哥哥还没女朋友呢，不如把这个女孩让他？”弟弟的女友很生气，甩了弟弟。弟弟想不通，砍死了母亲，最后被鉴定为精神病———也就是外界一直流传的“杨家精神病史”。
陶菊英从来不掩饰自己嫁给杨勤冀的不甘。“我一直都看不上他，比我老那么多。”后来这个“大14岁”一直给陶菊英带来很大压力：“走出去别人都问我，这是不是你爸爸，这是不是你爷爷。”陶菊英欣赏的是她父亲那样的男人：个子很高，一米七八，走路利索，外表干净，做事麻利。这些杨勤冀都没有。
这是为生计所迫的婚姻，“我爸爸说，他是个老实人，好歹有个正经工作，还有城市户口。”
第二年生下杨丽娟，中年得子的杨勤冀非常兴奋。
1981年，杨丽娟3岁，一家人跟着有城市户口的杨勤冀住到了他父亲在兰州的家里。陶菊英终于离开了阿干镇；杨勤冀则每天坐通勤车往返阿干镇和兰州，早上搭一小时车上班，晚上搭一小时车回家。


杨丽娟再去兰州公安局办入港证王轶庶／图女儿心，海底针
杨丽娟当时所说的“利用”，是她辛辛苦苦写好了作业，同学拿去就抄，借作业时笑脸相迎，抄完之后就不理她了。
“我不愿意提阿干镇！你们要真的想帮我，就不要再问我为什么辍学，这跟我要见刘德华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初二辍学，是杨丽娟接受采访时最不愿意回答的问题之一。
时隔15年，杨丽娟的中学班主任齐老师（化名）很努力地回忆着杨丽娟：个子不高，比较羞涩，喜欢唱歌，但不敢上台表演；成绩不错，文科好过理科，有一次还得了第一名；有些要好的女同学；关心集体，每天很早就来打扫清洁，有同学推选她当学生干部。
1992年夏天，初二快结束的时候，杨勤冀到学校跟齐老师说，女儿不想再读书了。齐老师非常震惊：她从来没觉察到杨丽娟不想上学了；她想不出杨丽娟有什么理由辍学；辍学的事情居然是孩子的父亲来告诉她的，这个父亲自己也是中学老师。
齐老师多次登门规劝———她清楚地记得，当时，杨丽娟家里，还没有任何刘德华的海报。
当时杨勤冀喃喃自语地回答：“有什么办法，孩子不想读了。”他担保会看好让她乖乖待在家里。“九年制义务教育”似乎并不怎么被看重，即使对杨勤冀来说，辍学也不是一件新鲜事，他任教的31中，每年都有学生因为贫困而辍学，妈妈陶菊英也没上过学。
在陶菊英的回忆中，是杨丽娟央求了半年，他们才同意让她不上学的。女儿的理由是：学费太高，一学期80元；多一点时间陪母亲；自己在学校里总是被同学利用。
陶菊英说，一听到“利用”二字，她心就软了：“我们这家一辈子都在被人利用，我被人利用，她爸爸也被人利用。”陶菊英觉得被人利用，是邻居看她不上班，常常把孩子甩给她带，每个月象征性给25元；至于杨勤冀，陶菊英总是埋怨他，比他年轻的人不是当了校长，就是当了教导主任，自己到最后只是一个“高级教师”———虽然整个31中只有一个高级教师。现在“利用”一词还挂在母女嘴边，她们最怕被媒体利用：采访了一圈回去，他们涨了工资，自己还是见不上刘德华。
杨丽娟当时所说的“利用”，是她辛辛苦苦写好了作业，同学拿去就抄，借作业时笑脸相迎，抄完之后就不理她了。
去年有媒体找到杨丽娟的同学，带去跟杨丽娟相见，她很不高兴：“怎么早不跟我联系？现在媒体报道了，都来了。”这个同学回忆说，自己结婚的时候，杨丽娟好像打过电话，当时自己忙着筹备婚事，没怎么跟她聊天，可能那时觉得受到了冷落。关于辍学，还有一个说法，杨丽娟喜欢上了一个老师。
“那个老师在阿干镇中学教书，还是有老婆孩子的。”这是万龙（化名）当年从陶菊英那里听来的，万龙是陶菊英的“相好”。
几个邻居和杨勤冀的同事也都表示，曾经从陶菊英那里听到过这件事：杨勤冀带着女儿回阿干镇31中玩，女儿看上了父亲的同事，给对方写“情书”，对方不知如何应对，把信转给了杨勤冀。杨勤冀也不知如何是好，把信又交回给了女儿。
“估计小女孩面子上挂不住，我不知道杨丽娟是不是因为这个不去上学了。”万龙说。
辍学之后，杨丽娟并没有马上“梦到”刘德华。她每天确实是乖乖待在家里，做两件事情：看电视，洗头。
伟大的母亲，穿梭的妻子
“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我的家，没有离开过我的女儿。我可以说我是伟大的母亲，伟大的妻子。”陶菊英说。
辍学两年之后的1994年，杨家发生了两件大事：杨勤冀和陶菊英离婚；女儿杨丽娟“梦”到刘德华。
陶菊英自己解释，跟杨勤冀是用假离婚来多分房子。
“陶菊英跟我说，生完孩子后他们就没过过夫妻生活。”万龙说。
离婚之后，陶菊英跟过好几个男人，第一个是工人，对她不错。陶菊英经常是在工人的家住几天，再回杨家住几天———帮着父女俩洗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