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专栏[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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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毛泽东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美国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对新旧中国作过这样的对比：“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层层压榨之下暗无天日的社会。是一个农村整个破产，工业被帝国主义全盘控制的社会。用鲁迅的话说，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受了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产生了新的精神面貌，在第三世界产生了新的世界观，在发达国家里产生了对人的价值观念的重新估定。”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何炳棣教授说：“毛主席将一盘散沙、各自为谋、忍辱待毙、任人宰割的旧中国变成为艰苦卓绝、急公好义、勤仆俭武、自力更生，受到全世界尊敬的新中国。”“从客观历史观点看，毛主席无疑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人物。”委内瑞拉的外交部长埃斯科瓦尔·萨洛姆甚至这样认为：“没有毛主席的形象，就写不出二十世纪的历史。”列宁所领导的俄国革命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发生在欧洲的历史事件，毛泽东所发动的中国革命则更深刻地改变了这个世界的结构。彭德怀元帅在朝鲜战争结束以后说，帝国主义只要在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东方国家的历史已经过去了。毛泽东有力地扭转了人类的历史，扭转了人类的思维方式，改变了人类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他以从容不迫的态度告诉人们：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然而，当今天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面前土崩瓦解和全面溃败，当资本主义宣告历史已经终结了的时候，再来谈论社会主义，谈论毛泽东，已经成为了一种冒险。今天即使是在中国，毛泽东的影响也正在日渐消失。在知识分子所掌握的各种媒体上，毛泽东被涂描成为一个封建暴君，毛泽东的时代被涂描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社会主义的实践被视为一场不堪回首的噩梦，是饥饿和迫害的象征，甚至被他们称为“国耻”。当然在中国，也有人在怀念毛泽东，而且这些人比官僚和知识分子的数量要大得多，但是他们与任何话语权力无缘，因此这种怀念在报纸、电视等大众媒体上几乎没有公开表达的可能性。他们属于“沉默的大多数”。（这也因此使我一直对“言论自由”的可能性和有效性充满了怀疑。言论自由真正能够使所有的观点都能够得到正常的表达吗？尤其是能够使资源和权力匮乏的大多数人的愿望和意志能够获得表达的机会吗？）中国的沉默的工人和农民以他们的方式怀念着毛泽东――这位人民共和国的缔结者。当中国的官僚和知识分子极力丑诋毛泽东的时候，他们却把毛泽东神化了，他们把毛泽东当成他们的保护神。在城市，司机们在他们的驾驶室里挂毛泽东像；在农村，农民为毛泽东修建清官祠。尽管工人和农民的这些表达在意义上是含混的，但是却与官僚、知识分子对毛泽东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毛泽东在今天中国被分裂成为完全不同的两幅肖像，正像今天的中国被分裂成为官僚、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两个不同的中国一样。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表征着今天中国官僚、知识分子与工人和农民之间政治、经济利益之间的严重的分裂和思想的巨大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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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毛泽东（如果不是诅咒毛泽东的话）已经成为了权力话语和知识话语的一种共同的禁忌。在1999年国庆50周年的时候，即使是官方也很不情愿把1979年以后“改革开放”的20年与毛泽东的时代联系起来，人们感觉不是国庆50周年而是国庆20周年。倒是一位外国记者把50年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并且把它和另一个同样是大国的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邻国印度进行了比较。1999年8月10日，《洛杉矶时报》发表了该报驻北京记者罗恩·特姆佩斯特的一篇长文，对比了中印两国五十年的历史和道路。罗恩说，中印两国差不多同时宣布独立。印度选择了市场经济和议会民主制度，尼赫鲁在1947年8月宣告：“机会之门为我们打开了”，我们要结束“贫穷与无知和疾病与机会不等。”两年以后，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国家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但是，罗恩说：“当印度领导人今天在准备庆祝印度头一个五十年的时候，却不得不承认除了在人权和公民自由的领域外，几乎在每一个层面，中国都在改善其人民--包括最穷的公民--的生计方面比印度做得更多”。印度外交部长、前驻中国大使说：“毫无疑问，从直接的对比当中，中国做得比印度更好。所有的主要指标都比印度更好。”好在哪里呢？罗恩说：“例如，从1960年以来，中国使公民的平均寿命增加了20岁以上。中国男人的平均寿命为69岁，中国妇女为71岁。印度的平均寿命虽有增加，但平均只有62岁。识字率方面，差别更大。尽管中国有十年文革的动乱，很多学校都关了，但实现了人口81%的成人识字率，而印度为52%。从1990-1994年，中国的年均国内总产值增长率为12.9%，印度为3.8%。1994年印度人均收入为320美元，只占中国的530美元的60%。”“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的各国人力发展指标--根据识字率、平均寿命和平均收入计算得出，中国的得分是60，接近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最高分，但是印度只有44分，亚洲国家中唯一低于印度的是老挝和孟加拉国。原因何在呢？罗恩说：“许多专家现在相信，到目前为止中国得以如此迅速向前推进的原因是部分得力于较早时更粗暴的改革，特别是1949年至1976年毛泽东专政统治时期在枪尖下强迫实施的土地改革措施。人们只主要记得毛泽东时代1960-1961年大跃进失败之后的饥荒和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恐怖政治统治和迫害。但是，特别是在共产党统治初期的1950年代，中国却得利于土地的重新分配、普及义务教育、简体字和保健与福利政策以及有助于恢复中国的精神和自尊的其他改革。虽然从今天来看总是要复杂得多，但是共产党对宗教、迷信、秘密会社、三合会和宗派的镇压也帮助中国打破了盘踞地方上的贫穷。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是印度西孟加拉人，他认为：‘中国对印度的相对优势是其改革前（1979年以前）奠基工作的产物，而不是其改革后重定方向的结果。’”这样一种历史的思考方式启发了中国的一位名叫韩德强的年轻学者，使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国庆前夕写下了《五十年、三十年和二十年》一文。韩德强的文章遭到了来自知识分子合作撰写的匿名文章的攻击和诽谤，对毛泽东的否定代表了今天的政治正确。因为这种不容置喙的困境，所以借用他人的语言来表达我的话语就成为了这篇短文的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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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毛泽东思想是一笔含糊不清的遗产，有人认为毛泽东所推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至少不能把它称为社会主义，因为它距离马克思所描述的社会主义非常遥远，80年代的改革派就认为他们所面对的是一笔封建主义的遗产；然而，它无论如何也不是资本主义，因为它明确反对私有制，90年代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就是要使历史转向毛泽东时代的反面。毛泽东一开始定义他们的事业就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现代中国的基本特征是所有社会阶级都是软弱的，因此在现代中国所建立的是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等组成的联合专政。毛泽东说：“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它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莫里斯·梅斯纳指出：“在1950－1952年新政权主持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在农村地区废除了传统的社会经济关系，消灭了绅士地主阶级，并且重新把土地分配给农民。……不过，土地改革运动虽然具有激进的社会意义，它决不是社会主义运动。用马列主义的术语来说，废除资本主义前的土地关系仅仅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要进程的一部分，它是创造真正的全国性市场和政府所需要的基本措施。用毛泽东主义的术语来说，土地改革也是‘资产阶级’革命阶段的一幕。”但是，当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毛泽东决心将它迅速转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中与刘少奇等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刘少奇等人认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应该是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也就是说，应该让资本主义充分发育成长。毛泽东在1945年中共七大的报告中仍然肯定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然而，在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很快就宣布进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文革结束以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对毛泽东这种急剧的转变提出了批评，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封建主义，并且因此提出中国应该“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然而，如果在今天简单地提出“补资本主义这一课”的话，那么它却包含了对于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的简单化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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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至1927年间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被称为大革命）以国共分裂而告结束，这场革命不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而且也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流产。1927年国民党的“清党”使它丧失了对于社会底层的有效动员，它没有能够完成土地革命，使得国民党成为了一个脱离了社会基础的孤立的军事利益集团。确实，不论毛泽东为社会主义的历史事业的贡献是多么有限；然而，毛泽东却有力地扫除了资本主义道路上的障碍，完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没法完成的历史任务，他完成了土地革命，建立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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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高度重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但是实际上这个国家一直并没有放弃现代化的目标。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一直是国家的目标。“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在文革后期1975年1月的四届人大会议上提出来所以是并不意外的。莫里斯·梅斯纳说：“毛泽东时代的许多观察家们长期以来一直设想：使现代工业化手段同社会主义目标相调和的独特尝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毛泽东时期所独具的特色之一。无疑，这就是毛泽东的目的，而且一定也是毛泽东派的主张。但是，毛泽东作为一位推进经济现代化的人物终于比他作为一位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成功得多。当然，这种情况并不与一些人对毛泽东时代的通常认识相一致。这些人说毛泽东为了‘意识形态’而牺牲了‘现代化’，并且宣称，当这位已故的主席为了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精神乌托邦而着手进行一种无效的追求时，经济的发展被忽略了。实际的历史记录表明了一个相当不同的进程，而且这一进程实质上是一个迅速工业化的过程。……在毛泽东时期，工业总产值增长38倍，重工业总产值增长90倍。从1950年到1977年，工业产量以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长；如果从1952年算起，那就是11.3％。这是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而且，中国工业产量在这个期间增长的步伐，比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在迅速工业化的任何可比期间所取得的工业增长步伐都快。”更重要的是，中国在毛泽东时代这种经济建设的成果不是为一部分所垄断，而是相对公平地为全社会所分享。也正是这样，毛泽东接管政权的时候，中国的人均寿命只有35岁，而当他的统治结束的时候，中国的人均寿命达到了65岁。也就是说，在他统治中国的25年里，中国的人均寿命翻了不止一番。与此同时，中国的婴儿死亡率降低到了与发达国家相当的水平。中国的基础教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已经基本普及了廉价的中学教育，保证所有的人都能够进入学校；“赤脚医生”尽管在后来的岁月里遭到了嘲笑，但是对于从来就是缺医少药，得不到现代医疗保护的广大农民来说，确实减少了他们的疾病，延长了他们的寿命；不仅城市职工实现了免费医疗，在广大农村也建立了合作医疗，不仅在城市建立了职工退休保障制度，在农村也建立了严格的“五保户”制度，使需要救济的农村社员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正是在这些方面体现了这个政权的一些社会主义因素。因此毛泽东在中国所进行的又确实不仅仅是一场单纯的资产阶级革命，正如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所说的那样：“把中国共产党人简单地看作‘民族主义者’或‘推进现代化的人物’，既不能公正评价他们的目标和努力，也不能让我们有一个足够高而强有力的判断标准去评估他们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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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常低估了毛泽东时代的成就，或者仅仅把它理解为一场灾难。这是与我们通常的观察角度有关的。毛泽东提出“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农村医疗条件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上山下乡”改变了城市对于农村的单纯汲取的政策，毛泽东时代杂交水稻的试验为80年代粮食产量的突然提高奠定了技术基础，20年来农村的发展仍然受惠于毛泽东时代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人们都道文革时期高等教育遭到了严重破坏，但是基础教育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现在被谴责的‘文革十年’里，农村中、小学的注册人数引人注目地增加了，十年里小学的注册人数从大约1.16亿增加到1.5亿人，中学的注册人数从1500上升到5800万人。”在文革后期，已经开始普及了中学义务制教育。然而，今天九年义务制教育却依赖于“希望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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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为国家的长远利益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邓小平时代的物质繁荣正是毛主席时代所积累的巨大潜力突然释放的结果。相反，二十年来对于毛泽东时代资源的单纯的掠夺性利用，不仅使我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相对下降，使得90年代以来水旱灾等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灾难性影响成为了经常性的；而且也毁坏了我们这个民族无形的道德基础。与毛泽东时代对于基础设施的战略眼光相对照，90年代急功近利的政策甚至使得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也成为了“豆腐渣工程”（朱熔基总理的说法），甚至“豆腐花工程”。我本人正好在70年代完成中小学教育，从小学到中学学期的学费分别从1.5元到7.5元，而今天则是从几百元到几万元。1977年正式恢复高考，我又在80年代初完成了免费的大学教育。如果没有毛泽东，我就不可能有上中学的机会；同样，如果没有邓小平，我则会失去上大学的机会。毛泽东时代，在中国所进行的主要是基础工业、基础教育和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建设，尤其过分偏重于重工业，相对来说忽视了粮食、住房和日用消费品的发展。与此同时，相对忽视了上层阶级的利益，而发展了下层阶级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它确实反映了这个政权的“工农联盟”的性质。可以说，毛泽东的政治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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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毛泽东的评价的困难并不在于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在于1949年之后的历史。重要的也不是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在国家经济建设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单纯这些经济成就的罗列并不能显示出它与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实践的任何差别。真正构成了毛泽东的中国与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实践的区别在于其它的方面，尤其在于它区别于斯大林模式的不同政治经济政策。也就是说，是毛泽东的独特的“后革命”的历史实践使他成为了一个值得讨论的伟大历史人物。莫里斯·梅斯纳在他的书中引用罗伯特·迈克尔的话说：“虽然社会主义者也许会取胜，但是社会主义不会胜利，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的信徒们获得胜利的那一时刻灭亡。”莫里斯·梅斯纳接着说：“使当代中国成为独一无二的现象，并且引起人们对它产生特殊历史兴趣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似乎与‘革命后’社会历史的一般模式不相同。而且，更坦率地说，那种模式就是：当革命家变成统治者的时候，革命就灭亡。当社会的新统治者们着手处理革命后局势中的严峻的政治和经济的实际状况时，他们就往往把革命的人道主义目标和平等目标推迟到越来越遥遥无期的将来，就会与过去的传统和残余妥协，并且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那些背离他们自己对一个全新社会的理想和希望的历史过程的指挥者。革命历史上司空见惯的模式是，革命的乌托邦目标不久就变成空洞的仪式，使那些在革命后时代出现的不平等和压迫的新形态合理化。”毛泽东的历史实践就是与这种宿命的伟大的悲剧性的抗争。莫里斯·梅斯纳说：“为了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在现代革命通史中所具有的地位和意义，人们最好记住各种革命所共有的厄运，认识到失败似乎是革命成功所固有的。因为中国自1949年以来一般说来也许是在引人注目的历史中具有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因为一直是中国极其努力地扭转革命可能会在革命后的时代灭亡这种似乎是普遍的趋势，阻止会窒息革命要求的‘官僚主义的制度化’进程，并且努力保持中国革命的乌托邦目标和理想，作为当代社会行动的活的源泉。”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的一个重大的区别就在于，他在革命成功后仍然继续要求推进中国的革命，要求把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停顿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要求对他自己的统治和政权进行革命。毛泽东对于历史的最大挑战在于他对于官僚体制的批判和对于技术化的、僵硬的斯大林主义的继续革命与历史性偏离。毛泽东不愿意看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以后转变成为一个简单的执政党和利益集团，毛泽东“不断革命”的思想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化”，企图仍然使它保持“革命党”的活力，这是毛泽东发动“百花齐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但是历史的悲剧在于，毛泽东要摧毁僵化的官僚机器，然而他本身又是这架巨大的官僚机器的一部分。毛泽东发动了“百花”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但是同时毛泽东又是这两场运动的直接的镇压者。这正如莫里斯·梅斯纳所说的那样：“这既具有讽刺意味，也具有悲剧性。”毛泽东是在与自己的宿命进行一场不可能取胜的斗争。文化大革命无疑是左倾政治的失败，是毛泽东思想的悲剧。然而，在另一方面与其说文化大革命是单纯的左倾激进化政治，还不如是一场内战（在某种意义上，这场内战也发生在毛泽东的内心深处），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也不论左派还是右派，在文革中同样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和严厉的清算。文化大革命本身充满了不断的妥协和退却，最后以左倾激进化政治的失败、崩溃和对它的全面否定而告结束。文革结束，历史似乎又重新回复它既定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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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侵犯和触动了官僚阶级和知识分子这两个中国历史上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中国历史传统上官僚和知识分子联合的封建士大夫统治传统不同，他们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都受到直接的威胁，甚至于使得他们感觉到是毛泽东有意地耻辱了他们。“思想改造”是毛泽东的一种创造，他企图通过上山下乡、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思想改造运动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措施不仅是毛泽东“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目标的一部分，而且也是毛泽东激励人们追求自由与平等的愿望的一部分。毛泽东没有为他的家族留下任何遗产，甚至他的子女在今天会遇到普通的生活上的困难。但是他却为中国人民留下了丰富的甚至可以说是永恒的财产。这一财产就是人的自由与尊严，也就是现代个人自由和民族解放的双重目的。在这方面我们对于毛泽东的态度是复杂的，因为他既唤醒人们破除对于一切权威的崇拜和迷信，但是他却是利用人们对于他的崇拜用强制的力量去摧毁那些腐朽的权威；他唤醒人的尊严，但是，他却是以对另一部分人的践踏来作为代价的，他通过对于一直盘踞在人民头上的统治阶级的任意耻辱来使人民的地位得到提升。即使如此，今天那些自以为是运用西方的思想在同“毛泽东的专制遗产”进行斗争的人，实际上也是从毛泽东那里获得了直接的鼓励和启发。中国人曾经是最驯服的臣民，正是文化大革命使他们摆脱了长期以来的奴性。毛泽东是五四的伟大的儿子。他一直号召人们参与到公共的政治生活之中去，“要关心国家大事”。他希望人们起来造反、革命，摆脱历史和社会强加于他们身上的任何束缚。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这样评价毛泽东说：“毛泽东公开嘲弄了中国官吏，但他并没有杀死他们，而是让他们官复原职；那些取笑过中国官吏、并且看透了他们的人们，现在也许不会那样卑下地向他们叩头膜拜了，而按照传统人们是倾向于这样做的。……我认为，毛泽东主义的宗教观正是把人当作人来看待，尊重人性的尊严，不容许地位低下的人遭受中国官吏的凌辱。”正是因为这样，黄克诚将军尽管曾经在漫长的时期里和彭德怀一起被受到极端不公正的迫害；然而，当80年代否定毛泽东成为了一种潮流之后，他却站起来捍卫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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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梅斯纳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失败并不在于它没有引起根本的社会变革，在经济匮乏的条件下，根本改变现存的劳动分工和取消阶级区分的任何尝试无疑会导致经济的混乱。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失败是它没有产生大众的、民主的政治机构和制度，从而允许劳动群众取得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并且随着发展现代生产力，最终实现他们自身的社会经济解放，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解放。”“无论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的意图是什么，他最终满足于重建一个经过思想整顿的党和经过改革的国家机构。”莫里斯·梅斯纳批评说，尽管毛泽东重视上层建筑，但是文化大革命却并没有能够产生新的政治制度，而是恢复和重建了文化大革命前的政治制度。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的目标是官僚主义；然而，文化大革命一方面使官僚受到了空前的冲击，另一方面却又没有从根本上对官僚制度有任何革新。“如果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改革减轻了官僚优越感的一些较突出的表现，那么，它们并没有根本改变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直截了当地说，这种关系是国家（以及作为其代表的官僚）对社会实行全面统治的关系。”他说：“虽然毛泽东和社会主义的批评者们对于平等和反官僚主义抱有同样的目的，但是他并不赞成他们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想法。建立政治民主制度和从制度上保证思想自由是建设社会主义缺一不可的两个部分，毛泽东不承认或者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毛泽东的这些缺点后来成为‘毛泽东主义对未来的设想’的致命缺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