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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曾有人认为：毛泽东的思想保守、僵化，主张“闭关自守”，因而使他的“对 外经济理论”带有一定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又是“使中国趋于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 的重要原因（27）。”就连某些主要为毛泽东唱赞歌的严肃学术著作，也“不无遗憾” 地指出，毛泽东除了两度去过苏联以外，没有去过西欧、北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因此客 观环境限制了他的眼界（28）。 　　言外之意，是由于毛泽东本人性格、阅历，或者是他的经济思想以及他所制订的外 交路线和政策，使中国在“三中全会”以前一直处于“半封闭状态”。这些评价虽然有 些是善意的，似乎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这个层次上去认识和看待问 题，只从主观上找原因，就会隐入唯心主义，就不能弄清事物的本来面目。 　　实际上，除了我们在主观上确曾犯有“左”的错误等原因以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 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在封锁、孤立、遏制我们。不是我们主动“闭 关”，而是人家不让我们存在、发展，闭了我们的“关”。对于这一点，不仅中国人应 该清楚，就连有些外国人也是知道的。比如：著名英籍华人作家韩素英女士，在看到有 些人对毛泽东妄加评论时，曾气愤地说：“怎么不顾历史事实呢？是美国闭中国的关， 封锁新中国嘛！？为什么要自己往自己脸上抹黑呢（30）？”事实正是这样。如果我们 这样看待和认识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仅不难比较客观、全面地理解：为什么毛泽 东有着丰富的“对外开放”思想和大量的“对外开放”实践，而在毛泽东去逝前我国却 没有全面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一直处在“半封闭”状态？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正确地 认识和理解：为什么说我国现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是毛泽东的一系列外交政策的延 续和发展，是毛泽东为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制订和施行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历史： 　　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前三阶段，都是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 的。 　　第一阶段外交政策的制订，是新中国解放前夜提出的“一边倒”。这是毛泽东在建 国前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首次提出来的。当时这所以采取这个政策，是 基于世界形势的考虑，是毛泽东为了维护自己民族的利益，使新中国站稳脚跟而作出的 一种政治上的明智选择。因为当时国际上已形成两大相互对抗的阵营，即以苏联为首的 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这两大阵营的对抗是“雅尔塔体系”的结 果，我们无力改变。从当时中国的处境上说，中国只有“一边倒”向苏联，向苏东开 放，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政治、经济合作关系，才能摆脱新中国免遭孤立的处境。无 疑，是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逼迫我们不得不“一边倒”，“面向世界”，全面 “开放”，从当时的世界形势来看是不允许的。但从毛泽东本意来讲，政治上向苏联 “一边倒”，并不是经济上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发展关系。毛泽东曾明确表示过：“我们 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 生意（31）。”并且在实践上为此而做过多方面努力，这在前面曾经阐述过。可见，政 治上的“一边倒”，并不是经济上的“闭关锁国”；强调“自力更生”，也不是不要 “争取外援”。这个思想是明确的，并一直坚持到50年代初期。 　　第二阶段外交政策的制订，是50年代末提出来的“两个拳头打人”。按当时的说法 是“既反帝又反修”，即既反美又反苏。这个政策按“兵书”来讲，是犯了大忌的。作 为伟大战略家、军事家的毛泽东，绝对不会不知道它的危害性。建国初期，毛泽东便提 出过“不要四面出击”，不可“树敌太多（32）”，可见毛泽东在战争年代提出的“集 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在建国后并没忘记。当时之所以作出“双拳打 人”的选择，也是世界形势的发展使我们不得已而采取的“下策”。因为从50年代后期 开始，苏联逐步走上大国沙文主义的道路，即用牺牲他国的利益来换取本国的利益，不 断干涉兄弟党和国家的内政，用各种手段卡我们的脖子让我们听它指挥。这已被大家所 熟知。毛泽东为了维护我国的民族利益，不怕苏联施压，坚持顶住，坚决反对苏联的大 国主义政策，并由感而发：“什么都靠人，靠不住。……外国援助和帮助是可以的，但 不能干涉内政（33）。”加上这时的美国并没有放弃原来“反共反华”的立场，中美两 国仍然敌对，当1962年中印边界发生冲突时，苏联和美国一起唆使印度与中国作对，形 势迫使我们不得不“既反美又反苏”。但是，既使是这样，毛泽东也一直坚持与各国发 展政治、经贸和外交关系，只是从这时起更加强调必须把与各国发展关系建立在“自力 更生”基础上。指出：“革命是自主，建设也是自主。当然不是不要国际援助，自力更 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34）”。这是毛泽东从中苏关系破裂的现实分析中得出的结 论。***同志曾经说过：“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中国是个穷国，为什么能够在世界 的多极格局中占有一极地位？就是因为中国是个独立自主的大国（35）”。这是非常正 确的。中国正是由于坚持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所以，才在“既 反美又反苏”的情况下，仍然与其他国家做了一些生意，包括前面提到的“文革”时 期，我们在国内政治动乱、经济很困难的情况下，仍拿出43亿美元，引进了一个批先进 技术设备等（36），并没有把“关”完全闭锁起来。“既反美又反苏”以及“自力更生 为主”的方针，在客观上提高了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国际社会出现了 “美苏中”三足鼎立之势；同时，我国的经济建设尽管受到了不利影响，但仍然取得了 较大成就。 　　第三阶段外交政策的制订，从60年代末开始的“一条线，一大片”。在这个阶段 中，从1969年开始，因中苏交恶，中国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夹缝中生存、发展。一方 面通过“独立自主”，我国的经济建设虽走过弯路，出现过挫折，且国内动乱，但综合 国力仍有较大增强。政治上，中国的作用、地位日益提高，声望不断扩大，71年恢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特别是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苏联在中苏边境不 断增兵，从战备上呈现出对我国包围的态势，形势一度十分严峻。毛泽东认为，苏联是 当时世界最危险的敌人，是“战争的策源地”，需要“联美反苏”。加上这时的美国在 封锁、扼杀我国的阴谋破产后，从其自身利益考虑也需要打“中国牌”压苏联，以钳制 苏联在与美国争霸中咄咄逼人的势头。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松动、中日建交，随后 毛泽东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政策，即侧重反苏。反谓“一条线”，就是从中国经 日本到中东地区到西欧，南到澳大利亚、新西兰，最后到美国形成“一条线”，周围国 家和第三世界是“一大片”，以此来对付苏联的威胁。虽然从主观上讲，毛泽东着重从 政治和外交上考虑较多，但客观上却为中国“对外开放”打开了大门，即首先使西方的 盟主美国对中国打开了大门。从此以后，在国际社会中，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矛盾和 对立逐渐被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矛盾所取代，“东西矛盾”逐步缓和、世界经济“一体 化”趋势也不断增强，从而为中国“走向世界”、“全国开放”，提供了良好机遇、创 造了和平的国际环境。但恰在这时毛泽东主席去逝，之后经过两年左右的徘徊，“三中 全会”以后又经过了约两、三年反复周密思索，邓小平等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顺 应形势，从1981年开始对我国外交政策进行了第四次重大调整。从此，中国逐步进入全 方位“对外开放”的新阶段。 　　由此可见，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是在前三次外交政策调整的基础 上进行的，每次对外政策的调整都是世界形势发展的需要和结果。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 ：“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 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 比如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 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 我们。……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国际条件，使我们能 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所 没有的条件（37）。”这些话，是非常公道和客观的。正是有了前三次对外政策调整， 才有了今天的“对外开放”。现行的“对外开放”是前三次对外政策调整、发展的合乎 逻辑必然归宿和结果，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正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外政策的几 次调整过程中，一方面提高了我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和国际声望，使当时的世界政治 形势出现了美苏中“三足鼎立”之势，使我国在国际事务中有了说服力和发言权；另一 方面，也使我国的经济建设虽然受到“左”的思潮的影响、破坏，但仍然在这一时期建 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我国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 基础。同时，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独立自主”的能力，使世人不小视我们，不歧视我 们，在后来的“开放改革”中处于主动地位。 　　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纷纷“制裁”我国的情况下，我们在 政治上使“社会主义旗帜”不倒，并在经济上成为当今世界最有发展潜力和活力的国家 之一，使西方资本主义“制裁”我国的阴谋屡屡不能得逞，并一个个地被粉碎、遭破 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过去积累了大量“反封锁”、“反扼杀”的经验、具有较强 的“独立自主”能力的结果。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贡献，永垂青史，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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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以后，无论是在思想上、实践上，还是在具体的外交政策 上，毛泽东都为我国实现“对外开放”进行了积极的、可贵的探索和努力，为我国后来 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与建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和 必要的物质基础，并创造了良好的国际条件。但是，由于受诸多条件的限制，毛泽东在 世时我国“对外开放”的范围和规模，还远无法与现在相比。据统计，50年代初期，我 国进出口总额还不到20亿美元。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我国对外贸易额也一直在30-40 亿美元徘徊。7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石油出口量的逐年增加，加上同西方发达国家和第 三世界国家贸易往来的不断发展，我国进出口总额由1970年的45亿美元增加到了1978年 的200多亿美元（38），规模仍然有限。建国后近30年，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局面没 能形成。只有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我国第二代领导人的领导下，我国全面实行“对外开 放”的主观条件和外部环境才更趋成熟，使我国“对外开放”的广度、深度才有了实质 性突破和发展。这是毫无疑议的。但无论如何，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 者和我国各项事业的奠基人，在他有生之年为我国经济的不断腾飞、“走向世界”、自 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做出的伟大、独特贡献，是我国近现代历史上很少有人能够比肩的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如果没有毛主席，我们可能要在黑暗中 摸索更长时间（39）”。换句话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如果没有毛泽东为改 善我国在国际上的政治、经济地位，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等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我 国的“对外开放”事业也可能要向后推迟一段时间。但反过来，如果没有第二代领导人 邓小平的正确领导，我国现行的“对外开放”政策也可能不会顺利制订和实施得这么 快。因此，对于毛泽东在我国“对外开放”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应该给予客观、公正的评 价，既不能有意夸大，也不能人为缩小。毛泽东作为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奠基者和 开山祖，与邓小平作为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总设计师一道，将共同载入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史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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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327页 （2）《新观察》1983年第10期 （3）《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29页 （4）《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在华外国人的政策的指示》1948年2月7日 （5）《中共中央对天津成立对外贸易局的批示》1949年3月1日 （6）（7）《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73页，第1468页 （8）转引自《新华月报》1949年创刊刊号 （9）《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5期第49页 （10）《中共中央关于中苏合股公司协定公布后消除群众波动的指示》1950年3月10日 （11）《欢迎有利于中国经济建设的中苏经济合作》，《人民日报》1950年4月1日 （1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85页 （13）《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9页 （14）《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01—402页 （15）参见《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得与失》，《当代社会主义问 题》1993年第 3期 （16）《纵观毛泽东的对外经济交往思想》，《党的文献》1991年第2期 （17）《毛泽东思想研究》1987年第4期第58页 （18）（36）参见《论建国初期的“内外交流“政策》，《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5 期 （19）参见《毛泽东和他的事业》（下）第793页 （20）（21）（22）（30）转引自《评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研究中的两个观点》，《真 理的追 求》1993年第8期 （23）英国于1950年1月6日宣布承认我国，1954年6月7日与中国达成互派代办协议， 1972年两 国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法国是西方国家中与中国建交最早的国家，1964年两国即宣 布建交 。 （24）（25）《毛泽东开创中国外交新局面》，《毛泽东思想论坛》1993年第2期第55 页 （26）据《世界知识》1993年第2期 （27）参见《毛泽东对外经济理论的历史分析》，《毛泽东思想研究》1990年第3期等 （28）《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第100页 （29）《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3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5页 （3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4页 （33）（34）转引自逢先知《回顾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论述》，《真理的追 求》1990年 第1期。 （36）转引自《***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人民日 报》1993年 11月4日 （3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2页 （38）《毛泽东和他的事业》（下）第794页 （39）《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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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平　年　表　（一） 　　1893年 诞生 　　12月26日，诞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 　　1902年－1909年 9－16岁 　　先后在家乡韶山六所私塾读书，接受中国传统的启蒙教育。 　　1910年 17岁 　　秋，考入湖南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此期间受康有为、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 　　1911年 18岁 　　春，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期间，读到同盟会办的《民立报》，受其影响，撰文表示拥护孙中山及同盟会的纲领。 　　10月，响应辛亥革命，投笔从戎，在湖南新军当列兵。半年后退出。 　　1913年 20岁 　　春，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读书。 　　1914年 21岁 　　秋，编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第八班。在校期间，受杨昌济等进步教师的影响，成为《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崇拜陈独秀、胡适。 　　1918年 25岁 　　4月14日，同萧子升、何叔衡、蔡和森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 　　6月，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 　　8月，为组织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第一次到北京。在北京期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得到李大钊等人帮助，开始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影响。 　　1919年 26岁 　　4月6日，从上海回到长沙。 　　5月，响应五四运动，发起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湖南学生反帝爱国运动。 　　7月14日，主编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 。7月至8月，连续撰写并发表《民众的大联合》长文。 　　10月5日，母亲文氏病逝，闻讯从长沙赶回韶山。8日，在母亲灵前写成《祭母文》。 　　12月，为领导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第二次到北京。在京期间，读到《***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 　　1920年 27岁 　　5、6月间，在上海会见陈独秀，同他讨论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等问题。 　　8月初，同易礼容等在长沙发起成立文化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 　　8月至9月，参加筹备成立俄罗斯研究会。 　　11月25日，致信罗章龙，提出新民学会，“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11月，同何叔衡等组织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12月1日，至信给蔡和森、萧子升和其他在法会友。信中表明自己接受马克思列主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同月，在长沙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 28岁 　　1月1日至3日，同何叔衡、彭璜、周世钊、熊瑾玎等十余人在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民学会会员新年大会。在会上提出新民学会应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赞成用“俄式”方法改造中国。 　　7月23日至8月初，同何叔衡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8月，回长沙，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与何叔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 　　10月10日，建立中共湖南支部，任书记。 　　冬，同杨开慧结婚。 　　1922年 29岁 　　5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任书记。 　　9月至12月，组织领导粤汉铁路工人、安源路矿工人、长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罢工运动，推动湖南工人运动迅速走向高潮。 　　1923年 30岁 　　4月，离开长沙到达上海，在中共中央工作。 　　6月，在广州出席中国***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并担任中央局秘书。 　　9月16日，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并受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林伯渠的委托，回到长沙，筹建湖南国民党组织。 　　1924年 31岁 　　1月，在广州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2月，到上海，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组织部秘书等职。 　　12月，回湖南养病。 　　1925年 32岁 　　2月，回到韶山，一面养病，一面开展农民运动。 　　9月，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 　　10月，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12月1日，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 　　12月5日，主编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刊物《政治周报》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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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平　年　表　（二） 　　1926年 33岁 　　1月，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当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3月18日，在广州国民党政治讲习班纪念巴黎公社五十五周年集会上发表讲演，题为《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 　　3月，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同周恩来等力主反击。 　　5月至9月，主办国民党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所长。 　　11月，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不久到武汉，创办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12月，在长沙出席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 　　1927年 34岁 　　1月4日至2月5日，在湖南考察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民运动。 　　3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武汉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 　　4月27日至5月10日，出席中国***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宁汉合流，大革命失败。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 　　同日，同宋庆龄等二十二名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发表《中央委员宣言》，谴责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国民革命。 　　8月7日，出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在去江西铜鼓萧家祠第三团团部途经浏阳张家坊时，被团防局的清乡队抓住，押送途中机智脱险。 　　9月，秋收起义受挫后，率起义部队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 　　10月，到达江西宁冈县茅坪，开始创建进冈山革命根据地。 　　11月，遭到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错误指责，被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 　　1928年 35岁 　　4月，率部在江西宁冈县砻市同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家军会师。 　　5月，担任两支部队全编成的工农革命军（后改称中国红军）第四军党代表、军委书记。 　　7月，在中国***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10月，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决议案，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11月25日，代表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写报告，总结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 　　12月，主持制定井冈山《土地法》。 　　1929年 36岁 　　1月，同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至1930年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初步形成。 　　4月，主持制定兴国《土地法》。 　　6月，出席在龙岩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红军的任务、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等问题的正确意见未被接受，原由中共中央指定他担任的前委书记职务被改选他人担任。会后，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 　　7月，指导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 　　9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的行动策略和建设一支坚强的人民革命军队的正确主张。 　　12月，在福建上杭 县古田村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并起草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1930年 37岁 　　1月，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阐述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 　　5月，在江西寻乌作调查：同时撰写《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8月，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和中共总前敌委员会书记。 　　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2月30日至次年1月3日，同朱德等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 　　1931年 38岁 　　1月7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未出席会议）。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扶持下进入中央政治局。 　　4月至5月，同朱德等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第二次“围剿”。 　　7月至9月，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围剿”。 　　11月 1日至5日，在中央苏区党组织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上受到排挤，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 　　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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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平　年　表　（三） 　　1932年 39岁 　　1月，到江西瑞金城郊东华山古庙休养。 　　3月，红军攻打赣州失利后，停止休养，赶赴前线指挥。 　　4月15日，发表《对日战争宣言》。 　　5月9日，同项英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 　　6月，同朱德指挥红一、红五军团从闽西回师赣南。 　　10月，在江西 宁都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受到“左”倾错误领导的打击。会后，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前往福建长汀养病。 　　1933年 40岁 　　1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 　　2月上旬，中共临时中央全面推行“进攻路线”，为清除毛泽东积极防御路线在中央根据地的影响，开展了所谓反“罗明路线” 的斗争。 　　5月30日，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平津宣言》。 　　6月1日，同项英等发布中华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 　　8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 告。 　　10 月，写《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成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 　　11 月，先后在兴国县长冈乡和上杭县才溪乡调查，写出《长冈乡调查》和 《才溪乡调查》。 　　1934年 41岁 　　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 　　同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继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 　　6月19日，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 府为国民党出卖华北宣言》。 　　7月15日，同项英等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10月18日，傍晚，带领警卫班离开于都城，踏上长征的路途。 　　11月底，湘江之战中红军遭受惨重损失。30日，随军委第一野战纵队渡过湘江。 　　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上，力主红军放弃原定向汀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 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被采纳。 　　1935年42岁 　　1月15日至17日，出席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实际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 　　3月，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个军事指挥小组。 　　3月至5月，同周恩来等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6月15日，同项英等发表《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 　　6月，率红一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会合。不久，即同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分裂主义进行斗争。 　　1936年43岁 　　1月25日，同周恩来、彭德怀等二十位红军将领联名发出《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提出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建议互派代表共同协商。 　　2月5日，同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渡黄河东征。 　　3月，向南京当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五点意见。 　　6月1日，同朱德发布关于救国救民的主张二十条。 　　6月12日，同朱德发布宣言，对“两广事变”表示支持，提出抗日救国的八项纲领。 　　7月至10日，在陕北保安多次会见美国记者斯诺，回答他提出的有关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等多方面的问题，并介绍了自己的经历。 　　8月10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 　　8月25日，起草《中国***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一致抗日。 　　10月19日，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西保安吴起镇。红军胜利完成长征。 　　12月，出席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2月7日，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2月中旬，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分析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等往西安参加谈判，促成事变和平解决。 　　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阐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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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平　年　表　（四） 　　1937年 44岁 　　1月13日，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进驻延安。 　　2月9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五项国策、四项保证。这个文件实际成为国共合作谈判的纲领。 　　3月，会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回答好对中日战争与西安事变提出的的一些问题。 　　4月至7日，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辩证法唯物论，其中的两节后来整理成《实践论》和《矛盾论》。 　　5月，在中国***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中国***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日战争开始。 　　7月23日，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提出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的方针、政策。 　　8月22日至25日，出席在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阐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任新组成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 　　8月25日，同朱德、周恩来联名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随后，指导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 　　11月12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战争的型势和任务》的报告，全面阐述了对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意见。 　　12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发言，针对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重申和坚持了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政策。 　　1938年45岁 　　春，作出八路军从华北山地进入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决策。 　　5月，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 　　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讲演。全面分析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批驳速胜论和亡国论，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的总方针。 　　9月14日至27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说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发言。 　　9月29日至11月6日，出席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结论。会议批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 　　1939年46岁 　　2月2日，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讲话，号召自己动手，克服经济困难。 　　2月5日，在中共中央党校作《反对投降主义》的讲话。 　　4月下旬，写《五四运动》一文。 　　5月4日，在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大会上作《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 　　7月至8月，多次作报告，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呼吁继续团结抗战。 　　9月16日，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谈话，重申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 　　10月4日，发表《<***人>发刊词》，阐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 　　12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 　　12月21日，为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编印的《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写《纪念白求恩》一文。 　　同月，与人合作撰写《中国革命和中国***》。 　　12月至次年3月，领导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47岁 　　1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系统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纲领。 　　3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提出实行“三三制”。 　　3月11日，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总结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思想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5月4日，起草中共中央致东南局和新四军的，指示强调必须放手扩大军队，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指出要采取斗争的方针，“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 　　6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分析国际形势及对中国抗战的影响，指出：既要警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突然事变，又要力争时局好转。 　　11月，起草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何应钦、白崇禧《皓电》的电报（《佳电》），明确驳斥《皓电》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无理指责。 　　12月，同从前线回来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谈话，强调干部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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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平　年　表　（五） 　　1941年48岁 　　1月上旬，皖南事变发生。 　　1月20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并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严正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 　　5月1日，审阅改写的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发布，规定边区政权建设贯彻“三三制”原则。 　　5月8日，起草《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的党内指示，提出“以打对打，以拉对拉”和争取中间派的策略思想。 　　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阐明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 　　8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9月10日至10月22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 　　9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组长的中央学习组。 　　秋冬，先后主持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党的历史文献集。 　　1942年49岁 　　2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 　　2月8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讲话。 　　5月，在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并作结论。 　　9月7日，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论述精兵简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12月，向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提交《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长篇书面报告，论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 　　1943年50岁 　　3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推定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5月26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 　　6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 　　7月1日，致信康生，指出“防奸”工作应调查研究，分清是非，教育群众，反对“逼、供、信”。 　　7月12日，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 　　9月上旬至10月上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一期间召开的会议，批评王明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会上多次发言并作小结。 　　12月，为中央党校大礼堂落成题词“实事求是”。 　　1944年51岁 　　4月12日和5月20日，先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和中央党校第一部作关于学习和时局的讲演。 　　5月15日，通过在西安同国民党代表谈判的林伯渠，提出由他起草的作为谈判具体内容的意见书。意见书就关于全国政治和两党悬案问题，提出二十条意见。 　　5月21日，在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 　　6月5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 　　6月至8月，多次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和驻延安美军观察组成员，阐述中国***的抗日政策和国共关系等问题。 　　9月8日，在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 　　10月31日，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率部南下，“以衡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 　　11月，和周恩来等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多次会谈国共关系，并达成五条协定草案。这个协定草案被蒋介石拒绝。 　　1945年52岁 　　4月20日，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基本通过经毛泽东多次作重要修改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4月23日至6日11日，主持召开中国***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和闭幕词（《愚公移山》），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大会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 　　6月19日，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7月，同国民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等六人就国共关系进行会谈。谈到通过民主“新路”，跳出政党、团体兴亡“周期律”问题。 　　8月9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 　　8月13日，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提出对国民党实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争取国内的和平与民主。 　　8月28日，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 　　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10月10日，《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在重庆签署。11日回到延安。 　　10月17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指出中国革命“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12月28日，起草《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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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平　年　表　（六） 　　1946年53岁 　　4月，撰写《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 　　6月26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 　　7月4日，作出南线野战军“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的战略决策。 　　7月20日，起草《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 　　8月6日，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9月16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 　　10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总结三个月战争的经验。 　　11月18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第一次使用“人民解放战争”的名称。 　　1947年54岁 　　3月18日，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撤离延安，开始历时一年的陕北转战。 　　3月至8月，领导西北野战军先后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7月21日至23日，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提出对蒋介石的斗争用五年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解决的设想。在此前后，部署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渡过黄河，转入战略进攻。 　　10月，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11月，将1933年起草的《怎样划分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重新印发给全党，以指导解放区土改运动正确发展。 　　12月25日至28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即十二月会议），向会议提交《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和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的纲领。 　　1948年55岁 　　1月1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定草案。 　　3月23日，结束陕北转战，东渡黄河，前往华北解放区。 　　4月1日，在山西兴县蔡家崖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阐明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土地改革总路线。 　　4月30日，至5月7日，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提出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发展生产、加强纪律性等几点意见。 　　5月1日，致信李济深、沈钧儒，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宜先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5月27日，到达中共中央工委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 　　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战争、建国、财经等问题的重要报告。 　　9月至次年1月，组织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将国民党军主力聚歼在长江以北。 　　12月30日，为新华社写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9年56岁 　　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夺取全国胜利以及关于新中国建设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 　　3月25日，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 　　4月21日，在南京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的情况下，和朱德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战领南京，作诗《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6月15日至19日，出席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在开幕式上讲话。 　　6月30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 　　7月4日，复电程潜，对程提出的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给予赞许，并对有关事宜作出安排。 　　9月21日至30日，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致开幕词，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会议通过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经他多次审阅修改的《共同纲领》。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主持开国大典。 　　12月5日，颁发《关于一九五○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 　　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首次访问苏联。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2月至翌年初，对和平解放西藏作出具体部署。 　　1950年57岁 　　6月6日至9日，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交《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并作《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 　　6月28日，主持中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10月上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 　　10月8日，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援肋朝鲜人民，并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随后亲自指导了第一次至第三次战役。 　　10月以后，发动和领导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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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平　年　表　（七） 　　1951年58岁 　　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 　　5月20日，写作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发表。 　　5月24日，设宴庆贺《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至此，中国大陆全境解放。 　　9月，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 　　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改造发行。第二卷和第三卷分别于1952年4月和1953年4月出版发行。 　　12月，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1952年59岁 　　1月，主持全国政协常委会，通过《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 　　1月2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开展“五反”运动的指示。（“五反”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经济情报） 　　4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 　　8月9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 　　9月，开始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 　　1953年60岁 　　1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任主席。 　　3月2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对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指示。 　　6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作出比较完整的表述。 　　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 　　9月7日，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 　　10月15日、11月4日，两次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指出，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看作极为重要的事。 　　1954年61岁 　　1月，开始在杭州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月23日，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 　　9月15日至28日，出席全国人大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致开幕词《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9月28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任主席。 　　10月16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有关同志写《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10月19日，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谈话中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 　　1955年62岁 　　1月15日，批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 　　3月，在中国***全国代表会议上致开幕词并作结论，号召干部要钻研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成为这方面的内行。 　　5月1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肃反工作方针。 　　6月9日，为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7月31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9月至12日，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两篇序言和104篇按语。 　　10月4日至11日，主持召开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 　　10月29日，邀集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12月16日，修改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提出要大批地培养知识分子，注意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 　　1956年 63岁 　　1月20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1月25日，组织最高国务会议正式讨论通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四十条）。 　　2月至3月，先后听取34个中央工作部门的汇报，对经济建设问题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 　　4月初，审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4月27日，签名死后实行火葬。 　　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8月22日，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七中全会，提出两个工作重点，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 　　9月15日至27日，主持召开中国***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开幕词。在八大期间，再次强调了加强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9月28日，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11月15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我们的经济建设有退有进，主要还是进。 　　12月，审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