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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调歌头《游泳》 一九五六年六月 才饮长沙水， 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 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今日得宽馀，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 龟蛇静， 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璧， 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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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征 一九三五年十月 红军不怕远征难, 金沙水拍云崖暖， 万水千山只等闲。 大渡桥横铁索寒。 五岭逶迤滕细浪， 更喜岷山千里雪， 乌蒙磅礴走泥丸。 三军过后尽开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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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瘟神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 坐地日行八万里， 华佗无奈小虫何！ 巡天遥看一天河。 千村薜荔人遗矢， 牛郎欲问瘟神事， 万户萧疏鬼唱歌。 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 天连五岭银锄落， 六亿神州尽舜尧。 地动三河铁臂摇。 红雨随心翻作浪， 借问瘟君欲何往， 青山着意化为桥。 纸船明烛照天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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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论 （一九三七年八月） 　　这篇哲学论文，是毛泽东继《实践论》之后，为了同一的目的，即为了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曾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过讲演。在收入本书第一版的时候，作者作了部分的补充、删节和修改。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⑴列宁常称这个法则为辩证法的本质，又称之为辩证法的核心⑵。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个法则时，不得不涉及广泛的方面，不得不涉及许多的哲学问题。如果我们将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我们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这些问题是：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苏联哲学界在最近数年中批判了德波林学派⑶的唯心论，这件事引起了我们的极大的兴趣。德波林的唯心论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极坏的影响，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不能说和这个学派的作风没有关系。因此，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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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两种宇宙观 　　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列宁说：“对于发展（进化）所持的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观点是：（一）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二）认为发展是对立的统一（统一物分成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而两个对立又互相关联着）。”⑷列宁说的就是这两种不同的宇宙观。 　　形而上学，亦称玄学。这种思想，无论在中国，在欧洲，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间内，是属于唯心论的宇宙观，并在人们的思想中占了统治的地位。在欧洲，资产阶级初期的唯物论，也是形而上学的。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于是，在资产阶级那里，除了公开的极端露骨的反动的唯心论之外，还出现了庸俗的进化论，出来对抗唯物辩证法。 　　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形而上学家认为，世界上各种不同事物和事物的特性，从它们一开始存在的时候就是如此。后来的变化，不过是数量上的扩大或缩小。他们认为一种事物永远只能反复地产生为同样的事物，而不能变化为另一种不同的事物。在形而上学家看来，资本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的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思想等，就是在古代的奴隶社会里，甚至在原始社会里，都可以找得出来，而且会要永远不变地存在下去。说到社会发展的原因，他们就用社会外部的地理、气候等条件去说明。他们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因此，他们不能解释事物的质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质变为他种质的现象。这种思想，在欧洲，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是机械唯物论，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则有庸俗进化论。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⑸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近百年来输入了欧洲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则为资产阶级所拥护。 　　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这样，唯物辩证法就有力地反对了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或被动论。这是清楚的，单纯的外部原因只能引起事物的机械的运动，即范围的大小，数量的增减，不能说明事物何以有性质上的千差万别及其互相变化。事实上，即使是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也要通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植物和动物的单纯的增长，数量的发展，主要地也是由于内部矛盾所引起的。同样，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许多国家在差不多一样的地理和气候的条件下，它们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同一个国家吧，在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的情形下，社会的变化却是很大的。帝国主义的俄国变为社会主义的苏联，封建的闭关锁国的日本变为帝国主义的日本，这些国家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长期地被封建制度统治的中国，近百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正在变化到一个自由解放的新中国的方向去，中国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整个地球及地球各部分的地理和气候也是变化着的，但以它们的变化和社会的变化相比较，则显得很微小，前者是以若干万年为单位而显现其变化的，后者则在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甚至几年或几个月（在革命时期）内就显现其变化了。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唯物辩证法是否排除外部的原因呢？并不排除。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影响是时常存在的。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动，是极其巨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同样地而且还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通过了各国内部和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起的。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胜者或因其强，或因其指挥无误，败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挥失宜，外因通过内因而引起作用。一九二七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机会主义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重新发展了。后来，中国革命又受了敌人的严重的打击，是因为我们党内产生了冒险主义。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冒险主义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又重新发展了。由此看来，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生活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期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对于辩证法曾经给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他的辩证法却是唯心的辩证法。直到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的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的部分，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后来，经过列宁和斯大林，又发展了这个伟大的理论。这个理论一经传到中国来，就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变化。 　　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具体地了解事物矛盾这一个法则，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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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央决策和深刻教训看毛泽东讲话的历史及现实意义 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六.二六讲话，【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而且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的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只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脱离群众。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难深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而今，2003年12月06日《人民日报》 发表社论《扎扎实实地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社论说“当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正在全国陆续展开，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形势下对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建设作出的重大决策，…各级党委和政府、各级卫生部门要切实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加大投入，完善政策，努力探索新形势下建立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新路子。”，近40年过去了，中央重新作出“要切实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的重大决策，说明毛主席当年的谈话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反思我们从毛泽东时代到如今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历程，应该承认，我们走了弯路，在一段时间内，我们没有坚持毛主席当年提出的正确方向。当前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反映了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观念，比之原来有了重大转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提法，是对这些年来农村医疗卫生事业过度市场化、医疗卫生单位过度产业化的否定，是对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思想的重新坚持和发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提法，令我们感慨万千，恍若隔世，“合作医疗”一个曾经令中国的农村医疗卫生保健事业响誉全球的，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事物，如今我们再次把她拣起来，说明我们终于认识到，对于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走合作化道路仍然是有效的法宝。 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针对中国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现实，倡导“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大力变革医疗卫生工作，努力改变旧中国广大农村极度缺乏医疗卫生服务的状况，使人民健康不断得到改善。50年代，随着农村生产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实体农业合作化组织的建立，全国各地农村逐渐开始设置医疗卫生单位。到了60、70年代，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之后，兴起了一个建设农村卫生服务网络的高潮。当时的目标是期望做到“哪里有人，哪里就有医有药”、“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 从6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农村广泛地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身的三级（县、乡、村）卫生服务体系。特别是以“赤脚医生”为标志的村卫生员，在使农民便捷地获得村级卫生服务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70年代，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把中国的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唯一典范就标志着是唯一成功的例子。 世界卫生组织前任总干事马勒博士，曾积极向发展中国家推荐中国农村卫生工作经验。在医疗卫生资源分配问题上，60、70年代在改变“重城市轻乡镇”的倾向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比如1975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有病床159.82万张，其中市级床位数占63.74万张（占39.9％），县级占96.08万张（占60.1％），可以看出基层医疗单位占了大头，即面向农村的基层医疗机构是卫生投入的主要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我国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却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而是走向萎缩，甚至走到了崩溃的边缘。1979年起合作医疗纷纷解体，有合作医疗的大队，从占大队总数的68.8％逐年下降，1983年达到11％，以后数年维持在5~10％之间。除少数沿海发达农村情况可能好些外，农村缺医少药的现象全面复辟。血吸虫等老传染病重新大规模泛滥，爱滋病等新传染病开始肆虐。疾病对农民生存、经济状况的威胁，甚至超过天灾。北京大学研究人员于2001、2002年间在安徽、湖南、云南、四川进行了调查，发现农民的家庭两周患病率在48.65％，应就诊而未就诊的比率为81.25％，其中未就诊原因中属于经济原因的占了一半以上。河南省的一项调查发现，贫困户中的40％是因为疾病所致。 在医疗资源分配方面，也发生的根本的颠倒，2000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在对全球191个成员国国家卫生系统的业绩做出量化评估后，对这些国家的卫生绩效进行了排名。中国在“财务负担公平性”方面，位居尼泊尔、越南之后，排名188位，倒数第四，与巴西，缅甸和塞拉利昂等国一起排在最后，被列为卫生系统“财务负担”最不公平的国家。这个结论如今还在今被国际医学界权威引用。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城乡人口比例大约为36％和64％，但城乡公共卫生资源占有的比例刚好颠倒了过来，即城市占了60％以上，而农村占了不到40％。根据专家研究，我国卫生资源约80％集中在城市(北京高达85％)。 这些严峻现象的背后，反映了这样一些事实，党领导全国农民辛辛苦苦20多年建设起来的合作医疗制度，在集体化经济改革为家庭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中，同集体经济被一起被瓦解、萎缩掉了，问题还在于，并没有找到能够替代合作医疗的更好方式去建立新的农村卫生体系，放任农村卫生制度与农村经济制度一起，经历了剧烈的市场化改革。农村医药卫生事业在缺少集体经济支持的情况下被迫转向市场化，大部分村卫生室从集体化转为私有化，乡以上公共卫生机构所获补贴，在城市中心趋势下相对减少。 市场化的导向，令农村卫生机构日益为利润所驱动，农村的医疗成本日见高企，农民无法享受到便宜、便捷的卫生服务。同时，在农村经济私有化带来的严重两极分化，大多数农民经济收入长期低水平，无法支撑高水平医疗费，医疗资源纷纷向医疗支出相对高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集中，医疗机构最求利益最大化，为满足少数人的昂贵需求，医疗机构还最求豪华化，经济领域的两极分化现象，同样反映在已经严重（还没有完全）市场化的医疗卫生领域。 现在，中央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指出“农村卫生投入严重不足，医疗设施落后，医疗卫生技术人才匮乏，广大农民的基本卫生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在农村，一些重点传染病和地方病没有完全得到控制，甚至在部分地区流行严重，许多农民‘小病拖，大病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突出。这不仅严重威胁着农民的健康，也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制约了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没有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惠及亿万农民的大事”，中央也认识到，在中国农村要解决医疗卫生保障问题，靠市场化是行不通的，靠个体状态的农户的力量，单打独斗，是无法承受疾病的侵袭的，还是得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还是得建立个人、集体和政府共同筹集经费的路子。 但是，重新搞合作医疗体系，难度不小，问题很多。首先、集体经济的组织形式不复存在，之所以提出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就新型在要在小农经济，个体私有经济的海洋中把医疗卫生事业集体化、合作化，本身就充满矛盾，如何组织起来，如何归拢人心，都是变数。第二、在医疗卫生事业过度市场化、医疗机构过度产业化的今天，如何建立和维持收费低廉的合作医疗机构，存在尖锐的冲突。第三、在腐败之风严重的今天，合作医疗管理机构的廉洁如何保证，今天的贪官蛀虫，什么都敢伸手，扶贫款、教育捐款、救灾款、低保费等等，合作医疗资金可能很快会成为不法分子的目标。 建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毛泽东时代经历了20多年的艰苦努力，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瓦解，仿佛就是一夜之间，重新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人是物非，斗转星移，谈何容易，但是我们别无选择，因为其它的尝试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只有坚持毛主席曾经被实践检验是真理的正确思想路线，才是唯一的出路。希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走好，最广大农民群众就有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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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时代市场经济时代 [wkh] 于 2003-12-08 2141上贴 -------------------------------------------------------------------------------- 毛时代： 打跑了小日本，打倒了蒋介石，解放了全中国，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建立了公有制国家，私营企业改造，所有财产归国家所有，使地主失去了土地，使私有企业者变成劳动者； 给所有的农民土地，给所有的工人工作，让每个人都有基本的收入，可以吃饱饭，可以有衣穿，不用为基本生活发愁； 让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团结起来； 让每一个人都自愿地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工作； 实行小学义务教育； 公费医疗，让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基本的医疗保障； 福利分房让人人有房住，虽然面积不大，但房租也很便宜； 发展中国的重工业 实现粮食自给； 还清所有外债； 建立了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建立了大批高科技的军工企业； 让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逐步提高； 研制了我国自己的原子弹和卫星； 以身作则，政府没有太严重的腐败； 注重农村的发展，让农民组织起来，互相帮助，成立合作医疗，让农民得到基本的医疗保障； 消灭了血吸虫病； 消灭了嫖娼卖淫、吸毒等社会现象； 注重科学研究，许多科研项目其实都是开始于70年代，而在80-90年代才出现成果； 注重思想教育，给人正确的思想指导，让人人都关心国家、关心集体、关心别人，提倡助人为乐，提倡大公无私，提倡勤劳，人的思想纯洁，人与人之间关系融洽。 GDP一直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 虽然生活清贫，但是人民生活稳定，对农村的最贫困人口五保户给与一定的照顾 人们有很少的钱就可以生存 社会安定 政治运动被一些人利用，也伤害了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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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奠基 作者按：该文作于1993年下半年，为河北省“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学术讨 论会”获奖论文，曾在军内刊物结集交流，之后各地的一些学术机构不知如何获得该 文，并建议收入他们编辑的丛书，作者因故没有同意。最近一段时间，作者因看到网上 一些人的有关言论，觉得该文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故寄发给“晶牛毛泽东思想网 站”，和大家交流。 　　毛泽东是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由于受各种客观和主观条件的 限制，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及愿望并没完全变成现实，但是他的一系列有关“对 外开放”的理论与实践是十分丰富的。他曾经为实现我国的“对外开放”,进行过艰苦 的理论探索和不懈的实践追求。由于种种原因，多年来，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一 直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和深入发掘。因此至今仍有人臆断：毛泽东的思想保守、僵 化，不主张“对外开放”。这种认识和看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澄清人们在此问题 上的模糊认识，不仅有利于对毛泽东功过是非的客观评价，而且也对统一人们的思想认 识、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大有裨益。 　　一、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是逐步完善、十分丰富的。这些思想，为我国“对外 开放”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尽管毛泽东“对外开放”的思想并不集中，迄今为止我们尚未见到集中体现他这一 思想的文章和专著问世，但是他的有关“对外开放”方面的丰富思想理论，散见于建国 前后大量其他方面的政论文章里，或者体现在由他批转的党中央的有关文件、批示中， 或者是通过与国内外人士的谈话体现出来的，需要我们进行探入的发掘、归纳和整理。 　　从本质上讲，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开放体系。一方面它集中了党和人民群众的经验和 智慧，并吸取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另一方面它又把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 际结合起来，吸收大量来自西欧和俄国的人类最先进的优秀科学成果，本身就是“对外 开放”的产物。同时，从毛泽东在本世纪初接受马列主义、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一 点上也足以看出：毛泽东不闭塞、不保守，是讲求实际，十分开明的。我们不仅从来没 有看到他任何主张“闭关锁国”和“关门搞建设”的言论，相反，有充分的证据证明， 毛泽东是极力主张“对外开放”、吸收一切国家和民族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的。 　　早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1944年8月，毛泽东就开始筹划“战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 建设”问题了。他曾对美国驻华外交官谢伟思讲：“中国战后最急需的是发展经济。但 缺乏独立发展经济所必要的资本主义基础。她自己的生活水平是如此之低，不能再进一 步压低来提供所需的资本……美国不仅是援助中国发展经济的最适当国家，它也是能够 充分参加中国发展经济的仅有国家（1）”。不久，他又对瑞士记者博斯哈德说：“为 了建设，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外国资本，特别是在交通运输和工业方面。但是，早先租界 林立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后谁想在中国做生意，谁就不应忘记，只有在双方，中国人和 外国人，都感到满意的基础上，才能进行（2）”。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报告 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将来的新民主主义中国，将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上发展对外贸易 和吸收外资，以促进中国的工业化（3）。1948年2月7日，毛泽东在主持制订的党中央 有关文件中指出：“凡外国人在华投资设立并主持的私营工厂、矿山或其他企业，一律 不得没收或破坏，并允许其在服从民主政府法令和一定劳动条件下继续营业（4）。” 1949年3月又指出：“在目前，我国政府机关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外国人及外国机关团 体，则应继续采取严正态度。但我们的对外贸易机关，对凡愿与我接洽商务往来的外国 人及外国机关团体，则应采取积极和友好的态度，并可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 （5）。”同时期，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更明确地指出：“关于同外国 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 的商人正在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 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6）。”以后，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再 次提出了要和外国人做生意问题（7）。正是在这些思想指导下，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 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纳 领》第57条中，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 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8）”。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毛泽东的建国前 夕，就是主张“内外交流”和“对外开放”的，并将它作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项“基 本国策”（9），标志着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已基本确立。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3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看到国内有些人对中苏两国合资兴 办企业一事不理解的现象时指出：“为了利用外国资本主义以促进中国的工业化，某些 事业和外资合营及成立这种股份公司甚为必要，不独和苏联，和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甚 至和资本主义国家还可能在适当的条件下订立这种合营合同甚至租让合同。苏联在1921 年以后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列宁亦曾提出并曾出现一些租让企业。关于这些，中央准备作 出适当的解释发表（10）”。正是根据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同年4月1日，《人 民日报》才专门为此发表社论指出，在目前我国经济落后、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 “以吸收外国资本主义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参加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就有了它的重要 性。……对于人民政权来说，有条件地吸收外资参加经营企业（而不仅是简单的借款和 聘用外国技术人才），以便使其‘发挥积极作用’，不但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而且是 有利和必要的事情（11）。”可见，就是到了建国初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也仍然是主 张“吸收外资”、“对外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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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以后，为了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花了好几 个月时间，认真听取了中央30多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几易其 稿，写成并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其中，在论述我国的对外关系时，他不 仅首次充分肯定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而且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 族、一切国家的长外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 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 “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 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一面。…… 对外国科学、技术、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 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12）”。 　　紧接着，在党的“八大”上，毛泽东重申：“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国 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外和短处（13）”。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他 再次强调：“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 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学习的时候要用脑筋想一下，学习那些和我国情况相符合 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用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14）”。很显然，从 50年代后半期起，毛泽东就已经把“向外国学习”、实行“对外开放”，作为搞好中国 式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须处理好的十大关系之一了，即要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就必须“对 外开放”。虽然当时并没明确使用这个词，但却明确指出，要搞建设，就必须紧密结合 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外来东西既不“一概排斥，”也不“一概照搬”，要有自己本民族 的特色，要善于吸收和学习一切民族的好经验、好做法。这个思想与以往相比较，又大 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标志着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已趋成熟和完善，奠定了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基石。 　　到了1959年6月，毛泽东在会见秘鲁议员团时曾向客人明确表示：“我们在任何时 候都不向你们关门（15）”，进一步表明了大力提倡与第三世界国家进行交往的意向。 60年代，在会见日本黑田寿男时，毛泽东对日本一些大企业愿意与中国进行经济往来表 示极为赞赏和欢迎。并说，单是搞中小贸易，不和垄断资本搞贸易，意义就不完全，也 不算大（16）。后来又进一步明确指出：“如果需要，可以让日本人进来开矿、办厂。 也可以让华侨投资建厂，先让他们得利，规定期限，若干年后按期没收（17）”。这表 明，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在原来基础上，又向前突破性地发展了一大步。即由 过去“保护国外私营企业”、“向外国学习”，发展到“引进外资，兴办合资企业”。 　　毛泽东的这些可贵思想，虽然受诸多因素的制约，没有完全变成现实，但是，正是 这些理论上的大胆“探索”，为我国后来全面推行“对外开放”政策，进行理论和实践 上的重大“突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毛泽东为践行其“对外开放”思想，曾经作过多方面的不懈努力，不仅逐步打 破了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封锁局面，增强了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在国际上的政治声望，而且 从实践上开创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先河。 　　思想理论的确立是从事实践活动的先导。毛泽东不仅从理论上初步确立了“对外开 放”的基本思想，而且在实践上身体力行，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对外开放”，进行了 多方面的不懈努力。 　　首先，在军事上，针对建国初期美国等西方国家侵略朝鲜、侵占台湾、向侵略印支 的法国和南越集团提供援助，妄图包围、封锁和遏制新中国的阴谋，毛泽东和党中央 “针锋相对”，毅然派出志愿军直接参加“抗美援朝”斗争，并在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 的抗美援朝运动。同时，积极支持支援越南人民的“抗法救国”斗争，并应越南民主共 和国政府的要求，派遣了大批政治和军事顾问；后来又派了大量军事工程技术人员和部 分志愿战士，直接参加了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最后，迫使美国在“朝鲜停战协 定”签了字，迫使法国殖民主义者在“恢复印度支那和平协议”上签了字，迫使美国新 殖民主义者“体面”地从越南撤军。这一切，不仅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 话，而且彻底地粉碎了西方国家在军事上对我国的包围、封锁图谋；不仅标志着美国霸 权主义地位的动摇、衰落，而且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望；同时也显示了毛泽东领导 中国人民“冲破封锁，走向世界”的决心、胆识和魄力。 　　其次，在对外经济交往上，针对建国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的经济封锁和禁运政 策，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以牙还牙”，后发制人。一方面，针对美国宣布“管制中国 在美国的全部财产，禁止在美国注册的船只开往中国”的政府令和以“停止美援”迫使 接受美援的国家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巴特尔法案”，我国政府坚决地清除美国在华的经 济残余势力，管制、清查美国政府、企业在旧中国的一切财产，冻结其所有在中国的存 款；另一方面，积极地开展灵活的“反封锁、反禁运”斗争，开拓对外贸易，实行“南 北开放”，把我国对外贸易的重点转向苏联、东欧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建国后第2 年，我们就先后同苏联、波兰、捷克、朝鲜、东德、匈牙利、罗马尼亚、蒙古、保加利 亚和越南等国建立了政府间的贸易关系，并于1951年使我国的进出口总额达到19.6亿美 元，比1950元增长了73%；使我国与上述国家的贸易额在我国外贸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 1950年33.5%，上升到81.3%。在引进方面，1949年12月，毛泽东亲赴苏联签订了《中苏 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贷款协定，取得了苏联提供的总数为3亿美元的贷款，并用这 笔款项从外国购买了一批建设所需的机器设备及其他器材等。据统计，在第一个五年计 划时期，中国获得国外贷款总计达36.4亿元。同时，在这一阶段苏联还帮助我国建设了 156个重大建设项目，东欧国家援建了68个工程项目，为我国实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 造，提供了物质技术保证。与此同时，我们还积极发展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贸 易关系，实现贸易对象的多元化。我国先后与锡兰（今斯里兰卡）开展了米胶贸易，与 印度开展了粮食麻袋贸易等。在1952年4月召开的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和同年8月召开的 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大会期间，我们又与许多亚非拉国家建立了政府和民间贸易关系。 到1952年为止，我国与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始终占有较大比重。1950年占我国外贸 总额的30.7%，1951年占29.9%，1952年也占到16.3%。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利用西方资 本主义内部矛盾和西方国家某些商人迫切希望做生意的要求，以香港为基地，采取灵活 多样的方式，与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开展了民间小额贸易。到1952年底，我国先后与英 国、荷兰、法国、瑞士、比利时、芬兰、意大利、西德和日本等国家的贸易商签订了一 系列贸易协定和协议合同，总值达2亿美元以上（18），从一定程度上冲破了美帝国主 义对我国的封锁禁运局面，粉碎了其“扼杀新中国”的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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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尤其是从1960年7月开始，因苏联背信弃 义，撕毁了600多个援华协定和合同，撤走了全部在华的1390名专家，严重干扰了我国 国民经济建设的原定计划，破坏了我国的“对外开放”，使我国与苏东国家的经贸关系 大为缩小。“文革”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又极力歪曲“自力更生”方针，攻击 “输入”是“崇洋媚外”，攻击“输出”是“投降主义”，使我国的“对外开放”基本 上无法顺利进行。但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干预下，六十年代，我国的“对外 开放”仍有一定的进展。比如：1961年的进出口贸易，在出口方面，我们尽管减少了主 要农产品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利用原料加工出口的商品，即“以进养出”的商品；在进 品方面，增加粮食、化肥和一些短缺原材料进口。1961、1962两年，共进口粮食215亿 斤，化肥237万吨，糖2.8万吨，橡胶20万吨和各种钢材50万吨，这对支援我国的农业生 产、稳定市场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起了很好作用。在引进方面，虽然自1966年 开始，因受国内动乱的影响，我国进口额连年下降，1968年又中断了引进工作，但从 1972年起我们不仅恢复了中断的成套设备和新技术的引进工作，而且从1973年起，经毛 泽东亲自批准，我们用了43亿美元，从国外引进了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其 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大电站、1套烷基苯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套大 电站和武钢1.7米轧机等重大项目（19）。这些项目的引进，增强了我国的工业生产能 力，提高了我国现代化生产的技术水平，打破了多年来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封锁局面，为 我国进一步推行“对外开放”提供了雄厚了物质技术保证。 　　第三，在国内经济和国防尖端科技建设方面，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独立自主、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使新中国在建立初期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不 仅提前恢复了国民经济，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创造性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为我国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条件；而且经过自己的努力，白手起家，很快 摘掉了中国石油落后的帽子，由一个石油输入国变成石油输出国，结束了中国人使用 “洋油”、“洋布”、“洋灯”的历史。同时，我国的科学家通过“自力更生”，在一 无图纸资料、二无进口原材料的基础上，经过短短十几年的奋斗，到1964年便成功地爆 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不仅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原子垄断，也使赫鲁晓夫“中国没有苏联的 帮助，20年内别想造出原子弹”的预言遭到了彻底破产。紧接着，我国又仅用了两年零 八个月的时间，先于法国等西方先进国家试制成功了氢弹。这一切，使新中国在地球上 牢牢站稳了脚跟，为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遏制和威胁，鼓舞全国人民进行“反封锁” 斗争，增强中国人民“走向世界”的自信心，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世人不小视中 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尽管在这期间，由于受“左”的思想干扰，尤其是受“文革” 内乱的破坏，使我国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为巨大的成就，但仍然不可否认，我国 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奠定 和建立的。它对以后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包括“对外开放”事业的开创与发展，具有 不可抵估的作用。 　　第四，在外交建设上，毛泽东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积极开展各项外交 活动，开创了新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建国后，我国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前提下， 不管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上的差别，采取了果断而灵活的一系列外交政策，提出不管是 建交的还是没有建交的国家，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只要坚持“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不干涉中国内政，我们都积极争取与他 们发展政治、文化、经济和贸易往来。同时积极开展各项工作，侧重反对美国帝国主义 倡议、领导和执行的“封锁”、“遏制”政策。比如：我们在争取与苏东社会主义和广 大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各种关系的同时，巧妙利用西方内部的矛盾，根据英国在远东有特 殊利益特别是香港与大陆毗连等情况，毛泽东很早就十分重视同英国发展关系。1954年 8月，他在会见以艾德礼为团长的英国工党代表团时向客人呼吁：我们走的是两条路， 让我们做朋友吧，不仅经济上合作，而且政治上也合作。并倡仪中英之间，一要和平， 二要通商（20）。同年10月，在会见英国有密切关系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时，他又再次强 调了同样的原则。他说：“尽管两国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但两个政党或两个国家 是完全可以合作的。如果邱吉尔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同他合作（21）”。另外，在争取 法国、日本方面，毛泽东也进行了许多努力。为了争取法国，1961年2月8日，毛泽东在 杭州会见法国参议员、民主社会抵抗联盟主席密特朗时指出：墙有各种不同的墙，有意 识形态的墙，有社会制度的墙，有外交关系的墙，也有经济关系的墙，这是暂时的现 象。人民终究是要把墙拆掉的。他说，中法之间虽然还没建交，但人民来往和贸易往来 还是可以进行的（22）。正是由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共同努力，所以法国在西方国家 中才较早地承认我国，并与我建立了外交关系（23），这对打破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 锁局面意义重大。另外，为了打开中日两国相互关闭的大门，毛泽东更是不遗余力地全 面开展工作，起初倡导实行“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方针，即通过广泛的民间贸易往 来，逐步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毛泽东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必须依靠两国人民 的推动，首先做好日本人民的工作，让日本人民去推动日本政府（24）。因此，建国初 期在毛泽东接见的外客中，以日本的批次、人数为最多。为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较 大贡献的日本人士浅沼稻次朗、铃木一雄、西园寺公一、松村谦三、石桥湛山、高崎达 之助、冈崎嘉平太、黑山寿男、安井郁等等，都曾受到过毛泽东的亲自接见，并作了长 时间的友好交谈（25）。后来，在1971年的第26届联大上，中国之所以能够得到世界多 数国家，包括英、法、日等西方国家的支持，恢复我国在联大中的合法席位，以及众所 周知的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主动来华访问等等，不能不说都是由于毛泽东等积极努力 并亲自掌握和推动我国的对外关系、为我国“走向世界”打下良好基础有关。这一切， 使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外交处境大为改观，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及中日两国的建交，世界 上逐步出现了一股与中国“建交热”。截止1979年，世界上与我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 国家已达到110多个（26），彻底地粉碎了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封锁阴谋。 　　毛泽东的外交实践充分说明：他不但从来没有人为地把中国与世界割绝开来，反而 通过多方面的实际努力，为中国后来全面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作出了巨大的、常人 难以企及的贡献，从实践上开创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先河。 　　三、我国现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是毛泽东时代一系列外交政策的合理延续和必 然发展结果。毛泽东时代一系列内外政策的制订和实施，不仅是当时的世界形势所迫， 而且在客观上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赢得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为我国全面推 行“对外开放”政策，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任何政策都有它的延续性和继承性。我国现行的“对外开放”政策，同样经历了一 个从“理论准备”、“实践摸索”到“大胆突破”这样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它是在过 去一系列外交政策的基础上，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一步一步地发展过来的。我们 不能割断历史。今天的事业是昨天事业的继续和发展。没有第一代领导人为我国创造的 各种国际国内条件，就不可能有今天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所开创的“对外开放”的崭 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