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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留毒气能杀死全人类,踏访日本“毒气岛”(转)

 

  在山西发动毒气战的日军。 (资料照片)

二战期间,日本违反国际条约秘密制造用于作战的毒气,并将大量装有毒气的炮弹运进中国,残害中国人民。半个多世纪后,侵华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仍然威胁着中国民众的安全。为揭开这段尘封的往事,本报记者专程前往战前日本的毒气制造基地———大久野岛   乘新干线西行入广岛县界,再从三原转乘去忠海港的列车,下车后便能看到濑户内海。站在港口向远处观望,海中有个独立的、为绿树所掩盖的小岛,周围景色极美,很难让人相信这里曾经就是臭名昭著的“毒气岛”。   行前,记者与熟悉“毒气岛”历史的山内正之先生约定相见,赶到忠海港时,正遇上山内先生忙着接待前来参观的福山市盈进中学的学生。带队老师说,参观“毒气岛”是社会学科教学内容的一部分。为便于听山内先生统一讲解,我们临时加入了参观者的队伍。山内原是中学教师,退职后出任毒气资料馆负责人,他的名片上写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大久野岛学习战争加害的历史。”   从地图上消失的岛屿   大久野岛不大,周长约4公里,岛上建筑物不多,从航拍的照片看如同一片漂在大海中的落叶。此岛在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期间曾作为弹药库,60年代开发成度假村,建有网球场和游泳池,但无人居住。   大久野岛与日本军方的联系始于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后,日军“为了保卫军都广岛和军港吴港”,将大久野岛改造成军事要地,在岛上修建了16处炮台。1927年,日军开始在岛上建立毒气加工厂,1929年投产。知情人说,为了掩盖制造毒气的罪恶行径,当时采取了极严格的保密措施,岛上实行24小时警戒,“车子经过都要掩上窗户”,大久野岛从此成了“从日本地图上消失”的地方。   直到1945年战败,大久野岛在前后16年间都是日本陆军的毒气生产基地,从这里制造的毒气被运到九州的曾根,在那里被装进迫击炮弹和航空炸弹送往战场。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岛上的毒气生产量剧增。先后制造了糜烂性、刺激性和窒息性等多种类型的毒剂,品种有芥子气、路易氏气、氰化毒气、催泪毒气、喷嚏性毒气等5种,高峰时有7000人在岛上工作,最高年产1200吨。有统计说,大久野岛的毒剂生产总量为6616吨,其中一半被运到国外投入战争,包括芥子气、路易氏气等致死性毒剂大量运往中国。   山内先生带领我们参观了几处制造毒剂的遗址。当年供全岛电力用的发电厂厂址现在成了废墟,外面爬满了青藤,没有玻璃的四壁上书写着不少游人留下的字迹,其景象使人想到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在哈尔滨的遗迹。当年遍布岛上的制造车间现在已全无踪影,只留下片片空地,只有从散布各处被堵塞的防空洞还能依稀想象出当时的情景。山内说,当年的数十处设施主要建在岸边,“凡是现在变成空地的地方都是当年厂房的所在”。   遗留毒气能杀死全人类   由于整个岛屿都由政府环境厅管理,被堵塞的防空洞不能随意打开,里面至今还存放着多少毒剂罐谁也说不清。不过,不远处的“毒气资料馆”较系统介绍了“毒气岛”的历史。该馆是在上世纪80年代由毒气受害者与和平人士共同出资修建的,每年有4万多人前来参观,成为一处“学习历史的和平场所”。   资料馆内陈列着各种毒剂容器、液化毒气制造装置、防毒面具和历史资料,其中两份文件资料记载着日军发动毒气战的史实:其一是《中国使用武器战例教科书》,这是一本日本军校使用的军国主义教材,里面清楚地记载着防毒、放毒和辨认毒性的方法,同时列举了日军在中国河北、山西等地发动的几场毒气战;其二是美国公开的日军总参谋长载仁亲王1939年5月13日发给华北方面军司令杉山元的密令,令其在山西地区使用“黄剂(糜烂性毒剂)等特种资材”,“研究其作战价值”,并要求在实施过程中采取措施“绝对保密”,特别是对第三国“更不能承认”。1938年4月11日,载仁还曾指令侵犯山西等地的日军使用装入迫击炮弹内的“赤筒、赤弹”(刺激性毒剂),做到“使用毒气事实严格秘匿,不留痕迹”。有统计说,二战期间,日本总共发动过2000多次毒气战,直接造成10万多人死亡。   记者在岛上参观了七八处当年贮藏毒剂的设施,最大的是长浦贮藏库,曾存放过容量为100吨的6个大型贮藏罐,环境厅立的牌子上说:“从1929年到战争结束,旧陆军在该岛上秘密制造过毒剂,主要制品是芥子气和路易氏气,皆为糜烂性毒剂,使皮肤溃烂,年产量达1200吨。”据调查,二战结束后大久野岛及周边地区遗留约3240吨毒剂和16000发毒气弹,这“相当于全世界的人都能致死的量”。战后在美军指挥下用一年时间做了清理,或投弃海洋,或进行燃烧或就地掩埋。据曾参与过销毁毒剂的帝人三原工厂记载,当时投入海洋的毒液1845吨、毒液罐7447个、催泪剂和喷嚏剂1万多罐,60千克的毒气弹13272个。另外,烧掉和就地掩埋的毒气弹达65万多个。   中日人民都是毒气受害者   “毒气岛”诉说着毒气战的罪恶。正如山内先生所说,“毒气岛”所反映的不仅是历史,也是现在的问题,“毒气问题是现在进行时”。由于部分毒剂就地掩埋,导致毒性长期残留或渗入地下,当年参加处理的人当中,有不少人患上胃病或肺病过早死亡,不少人至今仍在忍受着后遗症的折磨。在岛北部的工地上,我们看到戴着口罩的工人把掘土机挖出的泥土密封在白色的布袋里。1996年,日本原环境厅对“毒气岛”做土壤和水质调查时发现,当地土壤中含有大量砷化物(俗称砒霜),污染浓度最大达正常值的470倍。政府被迫投入巨资把受污染的土壤挖出,送到秋田县的工厂进行清理,岛上污染最严重的地方曾经深挖6米处理。大久野岛的地下水至今不能饮用,完全靠从岛外输送。在修建海水浴场和防波堤时,发生过多起芥子气和氢氰酸中毒事件,证明岛上及近海地区仍然残留着糜烂性毒气。   侵华日军不仅在中国多次发动毒气战,其中包括1942年5月27日在河北省定州北疃村发动的毒气战中,上坂少将指挥的日军往地道里注入毒气,致使上千名居民死亡,而且战败后又把大量化学炮弹投入中国的田野、河川,仅已查明的就有200万枚以上,遍及全中国十数个省市,在战争过去60年后的今天,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仍威胁着中国的和平居民。   昔日加害者为历史作证   在山内先生的陪伴下,我们来到竹原市的藤本安马家访问。年近八旬的藤本老人现在是“毒气岛历史研究所”的顾问。他从14岁起进入毒气厂工作过3年多。藤本说,战争期间自己虽然没有去中国,但也是加害者,感到惭愧。他说当年参与制造毒剂的人差不多都有后遗症,最多的是支气管炎,患癌症、胃病、肺病的人比正常人群要高4倍。藤本回忆,当时岛上到处都有宪兵监视,不想干的人马上会被送往战场。厂里工伤事故不断,越到战争末期工作量越大。战后自己还被迫签了“誓约书”,对任何人都不能说出“毒气岛”的秘密,否则就会被捕。前些年,当他通过电视看到在中国发现的毒气罐时,气得浑身哆嗦,“这就是当年在大久野岛生产的,它还在害人!”于是从1994年开始,沉默多年的藤本开始主动为“毒气岛”上发生的罪恶作证,同时也开始了向中国谢罪的行动。   2004年8月,藤本和“毒气岛历史研究所”的同仁访问了中国,现身说法揭露日军暴行。在当年日军使用过毒气的河北省北疃村,他们见到了幸存者李庆祥,藤本紧握着他的手谢罪:“我制造了毒气,我有罪!”而在那场毒气战中失去弟弟妹妹的李庆祥却平静地答道:“侵略是铁的事实,但日本人民也是受欺骗走上战场的,让我们一起尊重史实、争取和平吧!”藤本虽然有严重的慢性气管炎,但从中国回来后释放了压在心中多年的压力,精神特别矍铄。他决心在有生之年为揭露历史的丑恶做一名“证言者”。他说:“我以前是鬼,有了加害者的意识才重新变成人;我以前是作为鬼为侵略服务,现在作为人要为真相而战斗。”   (人民网东京电 人民网驻日本记者 孙东民 曹鹏程)   《人民日报》 (2005年07月12日 第三版)    转自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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