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海归回中国的逆向文化震荡

中新社 　　回硅谷已经一年多了﹐经常有朋友或是朋友的朋友约我吃饭﹐非常好奇也非常诚恳地询问我回国的经历。尽管最近媒体风传海归变成海待﹐在硅谷的中国人圈子里﹐阔别多年的祖国﹐依然象一颗巨大的磁石﹐吸引力有增无减。

　　中国加入世贸后经济增长势头稳健﹐海归的就业市场也颇有好转﹐不时听到朋友在国内找到高薪高职的工作﹐于是想借此机会谈谈我的海归经历。

　　我二零零一年从斯坦福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毕业后﹐不顾朋友劝阻﹐决定回国﹐加盟麦肯锡大中华区北京公司做企业战略咨询顾问。记得刚回国的时候﹐心里非常兴奋非常激动﹐走在北京的大街上﹐觉得象做梦一样﹐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回到了阔别七年的祖国。

　　第一次和同事去嘉里中心旁边的小王府老北京菜吃饭﹐特别高兴﹐心想在美国可吃不到这么地道﹐又这么便宜的中餐。回国的前四个月象蜜月一般﹐觉得中国处处都好﹐可不用在美国受第一代移民的辛苦了﹐心想这辈子不需要回美国去了。

　　没想到蜜月总有结束的时候﹐四个月之后﹐开始怀念美国﹐同时渐渐发现自己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异。记得回国之前﹐好友曾警告我说﹐当心回国后有”ReverseCulturalShock”逆向文化震荡﹐意思是说我需要重新适应中国的文化。当时不信﹐心想我从来是很中国的﹐在美国这么多年﹐因为中国情结太深太重﹐总是有意识地抵触美国化﹐保持自己的中国本色﹐回国后定能和本土派打成一片﹐难道还需要适应我自己国家的文化不成﹖

　　结果不幸被好友言中﹐发现潜移默化中自己已经吸收了美国文化的很多东西﹐反而对中国文化不习惯了。那么就来谈谈我回中国的逆向文化震惊吧。

　　语言震惊

　　回国两月有余﹐第一次去相亲﹐对方是妈妈同事邻居的儿子﹐北师大毕业﹐人大的工商管理硕士﹐在北京一家民营的证券公司工作﹐比我大一岁﹐地道的本土派﹐仪表堂堂﹐爸妈颇为满意。

　　记得第一次见面﹐交谈不久﹐对方冷不丁问我中文里夹的英文词“impressive”是什么意思﹐我被问楞了。在美国已经习惯了讲中文的时候带英文词儿﹐从没想到过需要把英文的口头禅翻成中文。冷不妨被问到﹐一时半会儿还不知道怎么翻﹐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直译﹐但听起来很蹩脚﹐中文不用这么长的形容词儿。翻成很好的﹖好象意思没有完全表达出来。仔细一问﹐原来我交谈中不自觉带的很多英文词儿他并没有听懂﹐只是不好意思问罢了。

　　大学的时候读围城﹐记得钱钟书先生把海归夹在中文里的英文词儿比成“夹在牙缝儿里的肉屑”﹐当时为钱先生的刻薄叫好﹐并对海归的这种行为大不以为然。没想到十年之后﹐自己讲话也变成了“夹在牙缝儿里的肉屑”。

　　真想对钱先生说﹐先生冤枉啊﹐我夹英文词儿可一点都没有假洋鬼子炫耀的意思﹐实在是习惯了﹐脱口而出﹐真要一点儿英文都不夹还很费劲呢﹐因为要在说话前把脑子里现成的英文词儿现翻成中文(还得找到合适的中文词儿)。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海归要想和本土派打成一片﹐要先克服语言关。

　　在麦肯锡第一次和中国客户打交道﹐同事对我说﹐注意讲中文﹐客户不喜欢我们说话带英文。于是给联想做项目的时候﹐讲话特别小心﹐英文一定要翻成中文再讲﹐但一不注意英文词儿还是脱口而出(比如说strategy,competitiveanalysis之类的商业用语)。

　　好在联想的客户很尊重麦肯锡﹐也很愿意向麦肯锡学习西方的先进管理理念﹐所以受我影响不知不觉讲话也带上了英文词儿。想想很对不起钱钟书先生。

　　生活文化震惊

　　海归遇到的语言震惊是很容易发现也是相对来说容易克服的﹐而海归和本土派中西文化的差异﹐则是微妙的﹐它藏在生活中的一点一滴里﹐不是轻易能够改变的。记得一次和本土派的朋友聊天﹐谈到聪明和智能的区别﹐他问我说﹐你觉得自己是聪明型呢﹐还是智能型的﹖我当时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我是既聪明又智能型的”。朋友惊讶地看了我一眼﹐说道﹐你到是一点儿都不谦虚啊。我当时一楞﹐突然意识到在东方文化里﹐即使别人夸奖你的时候也应该谦虚地说﹐“那里那里﹐还差得远呢”﹐那有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道理﹖

　　在美国呆久了﹐习惯了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忘记了谦虚﹐也忘记了谦让。西方文化直来直去﹐觉得自己是十分好﹐一定要说十分(如果不是说十二分的话)。学会推销自己是在美国谋生的先提条件。东方文化则比较含蓄﹐经常拐弯抹角﹐嘴里说的不一定是心里想的。觉得自己是十分好也只会说八分﹐留着二分让对方去猜。

　　在上海做项目的时候交了一个上海男朋友伟﹐本土派的﹐其实也算海归﹐留日的﹐但日本文化比中国文化还东方﹐所以我们在一起经常碰到中西文化的差异。一个周末我最好的女朋友苗从北京来上海玩﹐住在我酒店的房间里。苗的朋友遍天下﹐在上海也有朋友﹐所以我想周末苗该见她的朋友就见她的﹐我给苗要了一张房卡﹐这样我们俩互不影响﹐行动自由。

　　跟伟一讲﹐他很生气﹐说你怎么能这么对朋友呢﹐中国人讲“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当然应该陪好朋友玩了。我觉得很委屈﹐在美国﹐即使是好朋友﹐相互之间也是很独立的﹐有空约时间见面﹐如果各有各的事﹐那么就各行自便﹐没什么可客气的。

　　在我看来很自然的事﹐在伟眼里是“不讲姐们儿义气”﹐解释了半天也解释不清﹐本来苗想找她的朋友玩﹐我想和伟去无锡玩﹐结果我们两个人都陪苗去了杭州(杭州我刚刚出差去过)﹐也没玩好﹐因为我和伟吵架﹐三个人都扫兴而归。

　　企业文化震惊

　　生活中的文化差异象是浪花﹐需要海浪的撞击才会迸发﹐即使发生也不一定是件坏事﹐有时会给平静的生活凭添一些乐趣。而工作中的文化差异﹐则象是一股旋流﹐会有一种被它吞没的感觉。

　　在麦肯锡北京公司工作﹐感觉肩上的责任比在美国大﹐更有挑战性﹐比如说给微软这样的财富五百强跨国公司或中国电信﹐联想这样的国企民企领头羊做企业总部发展战略﹐但是最大的感觉就是累﹐几个月下来身体透支得很厉害。回斯坦福商学院参加我们2001届MBA的一周年聚会,和在美国麦肯锡做的同学一聊天﹐发现同是给麦肯锡打工﹐我在中国的工作时间是我同学在美国工作时间的两倍。

　　在中国其它外企工作的校友也有同样的感觉﹐在中国工作工作时间加倍长﹐工作强度加倍大。为什么呢﹐我想有两个原因。其一﹐经济差异﹐中国仍在飞速发展的阶段﹐而美国经济已相对成熟﹐好比马拉松赛跑﹐如果你想追上比自己早起跑两个小时的对手﹐自然会跑得累很多。

　　其二﹐文化差异。美国文化强调个体的重要性,强调individuality﹐个人利益第一﹐企业利益第二﹐如果问100个美国人﹐工作和家庭哪一个更重要﹖99个会回答说﹐这还用问﹐当然是家庭重要。剩下一个会被大家认为是workaholic(工作狂)。晚七点以后和周末是法定的个人时间﹐偶而老板让加班﹐还要很抱歉地地对你说﹐不好意思让你加班了﹐做完赶紧回家吧。

　　而亚洲文化﹐强调集体的重要性﹐强调conformity﹐企业利益第一﹐个人利益第二﹐个人服从集体﹐老板觉得你的时间都是他的﹐加班理所当然。况且中国文化崇尚坚忍﹐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在麦肯锡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做得那么辛苦﹐大家却也习以为常﹐没有人因为工作时间长就炒老板鱿鱼。习惯了individuality的我﹐一下子被卷入conformity的旋流中﹐在忘我地工作了大半年之后﹐突然有一种失去自我的莫名的失落。

　　女海归的交友震惊

　　回到硅谷后﹐碰到和我年纪相仿﹐想回国的女同胞﹐问我回国的感受﹐我第一句话就问﹐你结婚了没有﹖有没有男朋友﹖如果回答是没有﹐我下一句就是﹐最好在硅谷找到男朋友再回去﹐回国找不到男朋友的。为什么呢﹐那就谈谈我回国的交友震惊吧。

　　在美国洋插队了七年﹐回国的时候已是年近三十的大龄女青年﹐我的婚姻问题成了我父母最大的心病。在美国的时候心想﹐中国有十三亿人﹐男同胞应该有6.5亿吧﹐市场足够大了﹐自己条件又不错﹐找个老公总不成问题吧。殊不知自己大错特错病；毓?半年多﹐居然一个约会都没有(相亲不算)﹐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想想在美国七年﹐什么时候担心没有男孩子约我呢﹖如果我想约会的话﹐去一次硅谷中国工程师协会组织的舞会﹐或是郊游﹐自然能认识好几个单身男士﹐约会不成问题。硅谷男女比例失调﹐女孩子是大熊猫﹐不愁没人追的。没想到回国之后突然之间门庭冷落﹐空守深闺了。海归的舞会﹐郊游﹐或是派对也去了﹐认识的人也不少啊﹐可好象从来没人主动给我打电话﹐偶而有男士约我出去﹐还以为对方喜欢我﹐交往一阵子后发现对方已婚﹐甚至孩子都有了﹐想在婚外找红颜知己﹐我可不想做第三者——第一者还没着落呢﹐哪有时间去做第三者﹖

　　想想不对﹐用麦肯锡的2X2市场吸引力﹐企业竞争力矩阵一分析﹐突然发现自己在交友市场上吸引力是零﹐自身竞争力也是零﹐处在要被麦肯锡建议退出市场的原点上。

　　为什么呢﹐先谈目标市场吸引力﹐我的目标市场是海归男士﹐觉得大家背景相同﹐都是洋插队回城的﹐应该有很多共同语言吧。没想到海归男士不想找海归女士﹐自己挣钱已经足够多了﹐何必再找个女强人呢﹐还是找一个本土派的贤妻良母比较好。

　　那么扩大目标市场﹐转向本土派吧﹐可惜自己在美国两个名牌大学拿了两个硕士学位﹐年薪十万美金﹐足以让本土派男士望而却步。我曾试过在新浪网上交友﹐email告诉对方自己的学历和经历之后﹐对方只回了四个字﹐高山仰止。

　　大学的时候就在杂志上读到过女硕士女博士找对象是高射炮?﹐找不到目标。现在才明白其中的道理。市场吸引力是没了﹐再看看自己的竞争力﹐既不年轻﹐也不是特别漂亮的那种﹐可能也不够温柔﹐在美国习惯了独立﹐一切事情都自己做主﹐从不依靠任何人﹐东方女性的顺从谦让都忘到脑后了。

　　和本土派年轻漂亮温柔贤惠的女孩子比起来﹐似乎也没有竞争力。怎么办呢﹐难道真按麦肯锡的矩阵理论﹐退出市场不成﹖可总不能一辈子孤家寡人啊。

　　正在交友无望之际﹐偶然在上海做项目访谈时认识了伟。伟比我高一届﹐88级的﹐大学毕业后赶上出国潮﹐东渡日本留学五年﹐回国后在一家日本公司做销售。我在上海给一家跨国公司做中国市场的战略咨询﹐在做市场访谈的时候碰巧认识的。

　　因为工作关系请伟吃中饭﹐聊得很投缘﹐所以约好周末一起出去玩。在上海出差几个月了﹐还从没在上海好好玩过﹐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周日晚上从北京飞到上海﹐周五晚上又急急忙忙飞回北京。这回决定在上海过周末﹐反正公司报销五星级酒店房费。

　　周日伟带我逛上海﹐在豫园品茶﹑吃南翔小笼包﹐在外滩坐渡船﹐登上东方明珠塔最高层看外滩的夜景。上海的夜景很美﹐可以和旧金山相媲美﹐但比旧金山更有情调﹐因为上海夏夜的风是温暖柔和的﹐象是恋人的手﹐不象旧金山的海风﹐即使是夏天也吹得你透心儿凉。

　　和伟在一起的日子时间过得很快也很开心﹐是我回国一年中最开心的时光。曾有想过在上海找个外企的工作﹐扎根中国﹐就把美国放弃了吧﹐这也是父母的心愿。但不知为什么﹐心里总有一种失落落的感觉﹐象是有个添不满的黑洞。其实我自己知道是为什么。二十岁到三十岁这人生成长中最关键的十年﹐我有七年是在美国度过。尽管自己一直在抵触美国文化﹐但潜移默化中美国的文化﹐美国的价值观已经成了我思想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美国的一半﹐成了我和伟之间最大的障碍。我们俩之间总是会碰到中西方文化的冲突﹐我知道伟永远不能够理解我的另一半﹐那个我生长在地球的另一端。三十岁的我﹐发现仅有爱情是不够的﹐我需要找到一个soulmate,一个真正能了解我的全部﹐分享我的全部的知己。我想了很久﹐觉得我和伟是不会有长久的幸福的﹐激情褪色之后﹐我们俩之间的差异会在生活中一点一滴的小事中体现出来。伟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一直不愿让我为他放弃美国。

　　回国前朋友都劝我留在美国﹐这回父母姐姐倒是都劝我留在中国(因为当时美国经济太糟)﹐但内心深处的我﹐知道自己如果不回美国的话一辈子都会后悔的。所以我鼓起最后一点勇气﹐在二零零二年那个寒冷的冬天和伟告别﹐在硅谷经济一片萧条﹐公司裁员风声鹤唳的时候﹐孑然一身回到了硅谷。

　　海归的美国情结

　　记得刚到美国的时候﹐想家想得发疯﹐第一次给家里打电话就哭了。出国前从国内带了盘校园民谣之二(九四年最流行的)﹐有一句歌词是这样的﹐“带着点流浪的喜悦我就这样一去不回﹐没有人告诉我想家的苦涩滋味”﹐每听到这句词儿﹐都会忍不住流泪。在美国辛苦奋斗了七年﹐总算回国了﹐以为可以摆脱缠绕我多年的乡愁了﹐没想到回国不久﹐乡愁换了个名字﹐又重新回到了我身边。走在在北京喧嚣的﹐尘土飞扬的大街上﹐开始想念硅谷碧蓝如洗﹐一尘不染的天空。

　　上班堵在三环路上﹐自行车比出租还快的时候﹐开始想念在280高速公路上时速130公里开车飞驰的自由的感觉。还有我最喜欢看的好莱坞大片。每次回美国度假﹐都要一个人跑到电影院里﹐连看好几个电影﹐享受在超大屏幕前看指环王﹐哈里波特的感觉。

　　想想海归好惨﹐洋插队几载﹐辛辛苦苦适应了美国﹐回国后又要克服逆向文化震惊﹐重新适应中国﹐在美国的时候想中国﹐在中国的时候又想美国﹐鱼与熊掌不可得兼﹐最后总要做一个选择﹐无论选择鱼或是熊掌﹐总免不了一分割舍的痛。

　　记得在国内的时候﹐有一位本土派朋友﹐在国内事业有成﹐家庭美满﹐有车有房有存款﹐可是出国梦仍未圆。琢磨着去美国读书吧﹐舍不得在北京的高薪投资银行工作和舒服的生活﹐不出吧﹐眼看公司里海归同事越来越多﹐总觉得自己缺了点儿什么。举棋不定﹐向我讨教。

　　我对他说﹐出国一定要慎重﹐如果你想长期在国内发展﹐一定要找到合适的机会再出国﹐而且出去时间不要太长﹐在国外呆一两年镀个金就好了﹐出去时间太长国内机会成本太大﹐回国又要面对逆向文化震惊﹐有可能得不偿失。如果你想长期在美国发展﹐对出国的机会倒不需要那么挑剔。不过做好得失的思想准备。

　　回到美国后﹐我悲哀地意识到﹐我和父母永远隔着一个一望无际的太平洋。父母不适应美国﹐我不适应中国﹐这个现实我永远无法改变﹐这是每个第一代移民都要付出的代价。

　　说了这么多海归的困惑﹐似乎海归不是那么有吸引力。那么到底是归不归呢﹖中国和美国实在是各有各的好处﹐海归与否因人而异﹐不能一盖而论﹐主要是看你想要什么了。我个人以为对海归来说﹐中国可能有更大的事业发展空间﹐而美国生活质量高些﹐更适合家庭﹐舍鱼或舍熊掌﹐全看个人喜好。

　　我在加州伯克莱大学读书时的一位好友﹐零零年回国﹐已经在民企里摸爬滚打了四年﹐对我说现在已经彻底本土化了﹐“别人都看不出我是海归了﹐说我看起来跟北京小痞子没什么区别”﹐海归做到这份儿上﹐也算是修得正果﹐取到真经了。

　　文章来源：《澳洲日报》 文/北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