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源学生社区 - Powered by Discuz! Board

标题: 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专栏[转帖] [打印本页]

作者: 羽磷魑 时间: 2003-12-11 22:02 标题: 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专栏[转帖]

当毛泽东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美国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对新旧中国作过这样的对比：“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层层压榨之下暗无天日的社会。是一个农村整个破产，工业被帝国主义全盘控制的社会。用鲁迅的话说，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受了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产生了新的精神面貌，在第三世界产生了新的世界观，在发达国家里产生了对人的价值观念的重新估定。”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何炳棣教授说：“毛主席将一盘散沙、各自为谋、忍辱待毙、任人宰割的旧中国变成为艰苦卓绝、急公好义、勤仆俭武、自力更生，受到全世界尊敬的新中国。”“从客观历史观点看，毛主席无疑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人物。”委内瑞拉的外交部长埃斯科瓦尔·萨洛姆甚至这样认为：“没有毛主席的形象，就写不出二十世纪的历史。”列宁所领导的俄国革命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发生在欧洲的历史事件，毛泽东所发动的中国革命则更深刻地改变了这个世界的结构。彭德怀元帅在朝鲜战争结束以后说，帝国主义只要在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东方国家的历史已经过去了。毛泽东有力地扭转了人类的历史，扭转了人类的思维方式，改变了人类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他以从容不迫的态度告诉人们：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然而，当今天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面前土崩瓦解和全面溃败，当资本主义宣告历史已经终结了的时候，再来谈论社会主义，谈论毛泽东，已经成为了一种冒险。今天即使是在中国，毛泽东的影响也正在日渐消失。在知识分子所掌握的各种媒体上，毛泽东被涂描成为一个封建暴君，毛泽东的时代被涂描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社会主义的实践被视为一场不堪回首的噩梦，是饥饿和迫害的象征，甚至被他们称为“国耻”。当然在中国，也有人在怀念毛泽东，而且这些人比官僚和知识分子的数量要大得多，但是他们与任何话语权力无缘，因此这种怀念在报纸、电视等大众媒体上几乎没有公开表达的可能性。他们属于“沉默的大多数”。（这也因此使我一直对“言论自由”的可能性和有效性充满了怀疑。言论自由真正能够使所有的观点都能够得到正常的表达吗？尤其是能够使资源和权力匮乏的大多数人的愿望和意志能够获得表达的机会吗？）中国的沉默的工人和农民以他们的方式怀念着毛泽东――这位人民共和国的缔结者。当中国的官僚和知识分子极力丑诋毛泽东的时候，他们却把毛泽东神化了，他们把毛泽东当成他们的保护神。在城市，司机们在他们的驾驶室里挂毛泽东像；在农村，农民为毛泽东修建清官祠。尽管工人和农民的这些表达在意义上是含混的，但是却与官僚、知识分子对毛泽东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毛泽东在今天中国被分裂成为完全不同的两幅肖像，正像今天的中国被分裂成为官僚、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两个不同的中国一样。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表征着今天中国官僚、知识分子与工人和农民之间政治、经济利益之间的严重的分裂和思想的巨大的鸿沟。

作者: 羽磷魑 时间: 2003-12-11 22:08

在今天，毛泽东（如果不是诅咒毛泽东的话）已经成为了权力话语和知识话语的一种共同的禁忌。在1999年国庆50周年的时候，即使是官方也很不情愿把1979年以后“改革开放”的20年与毛泽东的时代联系起来，人们感觉不是国庆50周年而是国庆20周年。倒是一位外国记者把50年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并且把它和另一个同样是大国的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邻国印度进行了比较。1999年8月10日，《洛杉矶时报》发表了该报驻北京记者罗恩·特姆佩斯特的一篇长文，对比了中印两国五十年的历史和道路。罗恩说，中印两国差不多同时宣布独立。印度选择了市场经济和议会民主制度，尼赫鲁在1947年8月宣告：“机会之门为我们打开了”，我们要结束“贫穷与无知和疾病与机会不等。”两年以后，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国家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但是，罗恩说：“当印度领导人今天在准备庆祝印度头一个五十年的时候，却不得不承认除了在人权和公民自由的领域外，几乎在每一个层面，中国都在改善其人民--包括最穷的公民--的生计方面比印度做得更多”。印度外交部长、前驻中国大使说：“毫无疑问，从直接的对比当中，中国做得比印度更好。所有的主要指标都比印度更好。”好在哪里呢？罗恩说：“例如，从1960年以来，中国使公民的平均寿命增加了20岁以上。中国男人的平均寿命为69岁，中国妇女为71岁。印度的平均寿命虽有增加，但平均只有62岁。识字率方面，差别更大。尽管中国有十年文革的动乱，很多学校都关了，但实现了人口81%的成人识字率，而印度为52%。从1990-1994年，中国的年均国内总产值增长率为12.9%，印度为3.8%。1994年印度人均收入为320美元，只占中国的530美元的60%。”“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的各国人力发展指标--根据识字率、平均寿命和平均收入计算得出，中国的得分是60，接近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最高分，但是印度只有44分，亚洲国家中唯一低于印度的是老挝和孟加拉国。原因何在呢？罗恩说：“许多专家现在相信，到目前为止中国得以如此迅速向前推进的原因是部分得力于较早时更粗暴的改革，特别是1949年至1976年毛泽东专政统治时期在枪尖下强迫实施的土地改革措施。人们只主要记得毛泽东时代1960-1961年大跃进失败之后的饥荒和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恐怖政治统治和迫害。但是，特别是在共产党统治初期的1950年代，中国却得利于土地的重新分配、普及义务教育、简体字和保健与福利政策以及有助于恢复中国的精神和自尊的其他改革。虽然从今天来看总是要复杂得多，但是共产党对宗教、迷信、秘密会社、三合会和宗派的镇压也帮助中国打破了盘踞地方上的贫穷。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是印度西孟加拉人，他认为：‘中国对印度的相对优势是其改革前（1979年以前）奠基工作的产物，而不是其改革后重定方向的结果。’”这样一种历史的思考方式启发了中国的一位名叫韩德强的年轻学者，使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国庆前夕写下了《五十年、三十年和二十年》一文。韩德强的文章遭到了来自知识分子合作撰写的匿名文章的攻击和诽谤，对毛泽东的否定代表了今天的政治正确。因为这种不容置喙的困境，所以借用他人的语言来表达我的话语就成为了这篇短文的一个特点。　　

作者: 羽磷魑 时间: 2003-12-11 22:10

实际上毛泽东思想是一笔含糊不清的遗产，有人认为毛泽东所推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至少不能把它称为社会主义，因为它距离马克思所描述的社会主义非常遥远，80年代的改革派就认为他们所面对的是一笔封建主义的遗产；然而，它无论如何也不是资本主义，因为它明确反对私有制，90年代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就是要使历史转向毛泽东时代的反面。毛泽东一开始定义他们的事业就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现代中国的基本特征是所有社会阶级都是软弱的，因此在现代中国所建立的是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等组成的联合专政。毛泽东说：“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它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莫里斯·梅斯纳指出：“在1950－1952年新政权主持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在农村地区废除了传统的社会经济关系，消灭了绅士地主阶级，并且重新把土地分配给农民。……不过，土地改革运动虽然具有激进的社会意义，它决不是社会主义运动。用马列主义的术语来说，废除资本主义前的土地关系仅仅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要进程的一部分，它是创造真正的全国性市场和政府所需要的基本措施。用毛泽东主义的术语来说，土地改革也是‘资产阶级’革命阶段的一幕。”但是，当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毛泽东决心将它迅速转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中与刘少奇等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刘少奇等人认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应该是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也就是说，应该让资本主义充分发育成长。毛泽东在1945年中共七大的报告中仍然肯定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然而，在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很快就宣布进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文革结束以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对毛泽东这种急剧的转变提出了批评，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封建主义，并且因此提出中国应该“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然而，如果在今天简单地提出“补资本主义这一课”的话，那么它却包含了对于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的简单化理解。　　

作者: 羽磷魑 时间: 2003-12-11 22:27

1925年至1927年间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被称为大革命）以国共分裂而告结束，这场革命不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而且也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流产。1927年国民党的“清党”使它丧失了对于社会底层的有效动员，它没有能够完成土地革命，使得国民党成为了一个脱离了社会基础的孤立的军事利益集团。确实，不论毛泽东为社会主义的历史事业的贡献是多么有限；然而，毛泽东却有力地扫除了资本主义道路上的障碍，完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没法完成的历史任务，他完成了土地革命，建立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的前提。

作者: 羽磷魑 时间: 2003-12-11 22:27

毛泽东高度重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但是实际上这个国家一直并没有放弃现代化的目标。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一直是国家的目标。“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在文革后期1975年1月的四届人大会议上提出来所以是并不意外的。莫里斯·梅斯纳说：“毛泽东时代的许多观察家们长期以来一直设想：使现代工业化手段同社会主义目标相调和的独特尝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毛泽东时期所独具的特色之一。无疑，这就是毛泽东的目的，而且一定也是毛泽东派的主张。但是，毛泽东作为一位推进经济现代化的人物终于比他作为一位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成功得多。当然，这种情况并不与一些人对毛泽东时代的通常认识相一致。这些人说毛泽东为了‘意识形态’而牺牲了‘现代化’，并且宣称，当这位已故的主席为了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精神乌托邦而着手进行一种无效的追求时，经济的发展被忽略了。实际的历史记录表明了一个相当不同的进程，而且这一进程实质上是一个迅速工业化的过程。……在毛泽东时期，工业总产值增长38倍，重工业总产值增长90倍。从1950年到1977年，工业产量以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长；如果从1952年算起，那就是11.3％。这是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而且，中国工业产量在这个期间增长的步伐，比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在迅速工业化的任何可比期间所取得的工业增长步伐都快。”更重要的是，中国在毛泽东时代这种经济建设的成果不是为一部分所垄断，而是相对公平地为全社会所分享。也正是这样，毛泽东接管政权的时候，中国的人均寿命只有35岁，而当他的统治结束的时候，中国的人均寿命达到了65岁。也就是说，在他统治中国的25年里，中国的人均寿命翻了不止一番。与此同时，中国的婴儿死亡率降低到了与发达国家相当的水平。中国的基础教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已经基本普及了廉价的中学教育，保证所有的人都能够进入学校；“赤脚医生”尽管在后来的岁月里遭到了嘲笑，但是对于从来就是缺医少药，得不到现代医疗保护的广大农民来说，确实减少了他们的疾病，延长了他们的寿命；不仅城市职工实现了免费医疗，在广大农村也建立了合作医疗，不仅在城市建立了职工退休保障制度，在农村也建立了严格的“五保户”制度，使需要救济的农村社员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正是在这些方面体现了这个政权的一些社会主义因素。因此毛泽东在中国所进行的又确实不仅仅是一场单纯的资产阶级革命，正如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所说的那样：“把中国共产党人简单地看作‘民族主义者’或‘推进现代化的人物’，既不能公正评价他们的目标和努力，也不能让我们有一个足够高而强有力的判断标准去评估他们的成败。”

作者: 羽磷魑 时间: 2003-12-11 22:28

我们通常低估了毛泽东时代的成就，或者仅仅把它理解为一场灾难。这是与我们通常的观察角度有关的。毛泽东提出“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农村医疗条件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上山下乡”改变了城市对于农村的单纯汲取的政策，毛泽东时代杂交水稻的试验为80年代粮食产量的突然提高奠定了技术基础，20年来农村的发展仍然受惠于毛泽东时代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人们都道文革时期高等教育遭到了严重破坏，但是基础教育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现在被谴责的‘文革十年’里，农村中、小学的注册人数引人注目地增加了，十年里小学的注册人数从大约1.16亿增加到1.5亿人，中学的注册人数从1500上升到5800万人。”在文革后期，已经开始普及了中学义务制教育。然而，今天九年义务制教育却依赖于“希望工程”。　　

作者: 羽磷魑 时间: 2003-12-11 22:28

毛泽东时代为国家的长远利益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邓小平时代的物质繁荣正是毛主席时代所积累的巨大潜力突然释放的结果。相反，二十年来对于毛泽东时代资源的单纯的掠夺性利用，不仅使我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相对下降，使得90年代以来水旱灾等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灾难性影响成为了经常性的；而且也毁坏了我们这个民族无形的道德基础。与毛泽东时代对于基础设施的战略眼光相对照，90年代急功近利的政策甚至使得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也成为了“豆腐渣工程”（朱熔基总理的说法），甚至“豆腐花工程”。我本人正好在70年代完成中小学教育，从小学到中学学期的学费分别从1.5元到7.5元，而今天则是从几百元到几万元。1977年正式恢复高考，我又在80年代初完成了免费的大学教育。如果没有毛泽东，我就不可能有上中学的机会；同样，如果没有邓小平，我则会失去上大学的机会。毛泽东时代，在中国所进行的主要是基础工业、基础教育和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建设，尤其过分偏重于重工业，相对来说忽视了粮食、住房和日用消费品的发展。与此同时，相对忽视了上层阶级的利益，而发展了下层阶级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它确实反映了这个政权的“工农联盟”的性质。可以说，毛泽东的政治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

作者: 羽磷魑 时间: 2003-12-11 22:28

然而，对于毛泽东的评价的困难并不在于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在于1949年之后的历史。重要的也不是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在国家经济建设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单纯这些经济成就的罗列并不能显示出它与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实践的任何差别。真正构成了毛泽东的中国与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实践的区别在于其它的方面，尤其在于它区别于斯大林模式的不同政治经济政策。也就是说，是毛泽东的独特的“后革命”的历史实践使他成为了一个值得讨论的伟大历史人物。莫里斯·梅斯纳在他的书中引用罗伯特·迈克尔的话说：“虽然社会主义者也许会取胜，但是社会主义不会胜利，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的信徒们获得胜利的那一时刻灭亡。”莫里斯·梅斯纳接着说：“使当代中国成为独一无二的现象，并且引起人们对它产生特殊历史兴趣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似乎与‘革命后’社会历史的一般模式不相同。而且，更坦率地说，那种模式就是：当革命家变成统治者的时候，革命就灭亡。当社会的新统治者们着手处理革命后局势中的严峻的政治和经济的实际状况时，他们就往往把革命的人道主义目标和平等目标推迟到越来越遥遥无期的将来，就会与过去的传统和残余妥协，并且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那些背离他们自己对一个全新社会的理想和希望的历史过程的指挥者。革命历史上司空见惯的模式是，革命的乌托邦目标不久就变成空洞的仪式，使那些在革命后时代出现的不平等和压迫的新形态合理化。”毛泽东的历史实践就是与这种宿命的伟大的悲剧性的抗争。莫里斯·梅斯纳说：“为了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在现代革命通史中所具有的地位和意义，人们最好记住各种革命所共有的厄运，认识到失败似乎是革命成功所固有的。因为中国自1949年以来一般说来也许是在引人注目的历史中具有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因为一直是中国极其努力地扭转革命可能会在革命后的时代灭亡这种似乎是普遍的趋势，阻止会窒息革命要求的‘官僚主义的制度化’进程，并且努力保持中国革命的乌托邦目标和理想，作为当代社会行动的活的源泉。”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的一个重大的区别就在于，他在革命成功后仍然继续要求推进中国的革命，要求把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停顿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要求对他自己的统治和政权进行革命。毛泽东对于历史的最大挑战在于他对于官僚体制的批判和对于技术化的、僵硬的斯大林主义的继续革命与历史性偏离。毛泽东不愿意看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以后转变成为一个简单的执政党和利益集团，毛泽东“不断革命”的思想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化”，企图仍然使它保持“革命党”的活力，这是毛泽东发动“百花齐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但是历史的悲剧在于，毛泽东要摧毁僵化的官僚机器，然而他本身又是这架巨大的官僚机器的一部分。毛泽东发动了“百花”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但是同时毛泽东又是这两场运动的直接的镇压者。这正如莫里斯·梅斯纳所说的那样：“这既具有讽刺意味，也具有悲剧性。”毛泽东是在与自己的宿命进行一场不可能取胜的斗争。文化大革命无疑是左倾政治的失败，是毛泽东思想的悲剧。然而，在另一方面与其说文化大革命是单纯的左倾激进化政治，还不如是一场内战（在某种意义上，这场内战也发生在毛泽东的内心深处），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也不论左派还是右派，在文革中同样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和严厉的清算。文化大革命本身充满了不断的妥协和退却，最后以左倾激进化政治的失败、崩溃和对它的全面否定而告结束。文革结束，历史似乎又重新回复它既定的轨道。

作者: 羽磷魑 时间: 2003-12-11 22:29

毛泽东侵犯和触动了官僚阶级和知识分子这两个中国历史上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中国历史传统上官僚和知识分子联合的封建士大夫统治传统不同，他们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都受到直接的威胁，甚至于使得他们感觉到是毛泽东有意地耻辱了他们。“思想改造”是毛泽东的一种创造，他企图通过上山下乡、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思想改造运动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措施不仅是毛泽东“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目标的一部分，而且也是毛泽东激励人们追求自由与平等的愿望的一部分。毛泽东没有为他的家族留下任何遗产，甚至他的子女在今天会遇到普通的生活上的困难。但是他却为中国人民留下了丰富的甚至可以说是永恒的财产。这一财产就是人的自由与尊严，也就是现代个人自由和民族解放的双重目的。在这方面我们对于毛泽东的态度是复杂的，因为他既唤醒人们破除对于一切权威的崇拜和迷信，但是他却是利用人们对于他的崇拜用强制的力量去摧毁那些腐朽的权威；他唤醒人的尊严，但是，他却是以对另一部分人的践踏来作为代价的，他通过对于一直盘踞在人民头上的统治阶级的任意耻辱来使人民的地位得到提升。即使如此，今天那些自以为是运用西方的思想在同“毛泽东的专制遗产”进行斗争的人，实际上也是从毛泽东那里获得了直接的鼓励和启发。中国人曾经是最驯服的臣民，正是文化大革命使他们摆脱了长期以来的奴性。毛泽东是五四的伟大的儿子。他一直号召人们参与到公共的政治生活之中去，“要关心国家大事”。他希望人们起来造反、革命，摆脱历史和社会强加于他们身上的任何束缚。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这样评价毛泽东说：“毛泽东公开嘲弄了中国官吏，但他并没有杀死他们，而是让他们官复原职；那些取笑过中国官吏、并且看透了他们的人们，现在也许不会那样卑下地向他们叩头膜拜了，而按照传统人们是倾向于这样做的。……我认为，毛泽东主义的宗教观正是把人当作人来看待，尊重人性的尊严，不容许地位低下的人遭受中国官吏的凌辱。”正是因为这样，黄克诚将军尽管曾经在漫长的时期里和彭德怀一起被受到极端不公正的迫害；然而，当80年代否定毛泽东成为了一种潮流之后，他却站起来捍卫毛泽东思想。　　

作者: 羽磷魑 时间: 2003-12-11 22:29

莫里斯·梅斯纳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失败并不在于它没有引起根本的社会变革，在经济匮乏的条件下，根本改变现存的劳动分工和取消阶级区分的任何尝试无疑会导致经济的混乱。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失败是它没有产生大众的、民主的政治机构和制度，从而允许劳动群众取得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并且随着发展现代生产力，最终实现他们自身的社会经济解放，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解放。”“无论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的意图是什么，他最终满足于重建一个经过思想整顿的党和经过改革的国家机构。”莫里斯·梅斯纳批评说，尽管毛泽东重视上层建筑，但是文化大革命却并没有能够产生新的政治制度，而是恢复和重建了文化大革命前的政治制度。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的目标是官僚主义；然而，文化大革命一方面使官僚受到了空前的冲击，另一方面却又没有从根本上对官僚制度有任何革新。“如果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改革减轻了官僚优越感的一些较突出的表现，那么，它们并没有根本改变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直截了当地说，这种关系是国家（以及作为其代表的官僚）对社会实行全面统治的关系。”他说：“虽然毛泽东和社会主义的批评者们对于平等和反官僚主义抱有同样的目的，但是他并不赞成他们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想法。建立政治民主制度和从制度上保证思想自由是建设社会主义缺一不可的两个部分，毛泽东不承认或者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毛泽东的这些缺点后来成为‘毛泽东主义对未来的设想’的致命缺陷之一。” 　　

作者: 羽磷魑 时间: 2003-12-11 22:29

莫里斯·梅斯纳在评价毛泽东的时代的时候引用了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的话说：“危险不在于我们避而不谈十月革命史实上的巨大污点、那场革命使人类付出的痛苦代价、以那场革命的名义所犯下的罪行。危险在于我们总想全部忘记并且在缄默中忽视那场革命的巨大成就。”然后，他接着说：“卡尔的话适用于俄国，同样也适用于中国。不幸的是，人们不容易对革命做出公正的评价。社会大变动总会激发起人们对未来的、伟大然而达不到的期望，一旦希望破灭，长期的幻灭感和愤世嫉俗的态度便必然接踵而来，而实际的历史成就却被抹煞或被遗忘了。真正看清历史的画面往往需要远离那个革命时代的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用几代人的时间。现在深深铭刻在当代政治意识和历史意识中的毛主义的记录上的污点，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人们不能也不应该遗忘：那些事件是大失败，而且使许多人丧生。然而，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将一定在不忽略那些污点和罪过的情况下，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毛泽东时代，作为世界历史上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作为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利益和人类利益的时代载入史册。” 　　

作者: 羽磷魑 时间: 2003-12-11 22:30

毛泽东在赤脚医生、农村合作医疗、控制和消灭流行疾病、农村水利基本建设、消除贫困、社会保障、义务教育、扫盲、夜校等许多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这些方案正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普遍地铺展开的，这些正是毛泽东思想的特殊贡献。这些当然都还做得不够，但哪一个政府会去做这样一些事情，甚至想到去做这样一些事情呢？毛泽东时代犯了许多错误，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比如在1959年至1962年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灾难性的大饥荒，发生了反右和文化大革命对于知识分子的大迫害（同时，我们不应该忘记：如果毛泽东时代存在着“红色恐怖”的话，在海峡和大洋的另一面存在着同样的“白色恐怖”：国民党政权在台湾实行军事统治，台湾省的戒严直到毛泽东逝世多年以后才解除；美国歇斯底里的麦卡锡主义。）1962年的大饥荒既不单纯是毛泽东时代所解释的自然灾害的结果，也不完全是后来所解释的由于政策失误所导致的歉收的结果，而是由于这一体制的任性专横和拒绝任何批评所导致的灾难，因为就在大饥荒发生的同时，中国的粮食出口却增加了一倍。毛泽东时代一方面利用计划经济和国家有效动员的优势发展了生产和国家建设，在国家工业化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是它也造成物质资源尤其是人民的劳动、热情和理想的极大浪费。以胡风案为代表的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迫害，大跃进，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是巨大的历史灾难。灾难的重要根源在于思想、学术和新闻、言论自由没有得到制度性的保障。毛泽东时代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和人们的忘我热情以及他们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代价相比较起来是黯然失色的。80年代初，农民和知识分子对于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政策充满了感激之情。然而，邓小平时代不应该看作是对毛泽东时代的简单否定，反过来，毛泽东思想也不能看作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简单批评。毛泽东的遗产的某些方面仍然在困扰着今天的中国，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没有解决民主的问题。民主是一种制度，同时，民主也是一种传统。毛泽东曾经为中国人提供了“大民主”，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大民主”遭到了否定。不论怎样，如果今天我们对于民主仍然怀抱一种浪漫主义的幻想态度，那么带给中国的就可能并不是进步，而是灾难。　　

作者: 羽磷魑 时间: 2003-12-11 22:30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说：“研究中国社会的任何方面，如果不从中国共产党努力改造中国社会这一背景出发，那简直是毫无意义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尤其是比斯大林主义更加充满活力和开放性。毛泽东相对于正统马克思主义来说，它更重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作用，重视政治对于经济的作用，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的思想补充和修正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但是，毛泽东却似乎对制度建设缺乏真正的兴趣和足够的耐心。社会主义实践所遭受的挫折和失败一方面因为它受制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另一方面也因为第三世界革命内在地包含的历史矛盾。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传统的，还是西方现代的，我们应当抛弃这样一种简单化的看法。我们今天不应该再简单地用“进步”这样一个时间观念来评价一种思想，用单纯的“赶超”思维来对待今天中国与西方在经济和社会上的距离。在今天我们不应该是简单地适应西方的模式，而是要以提升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和道德水准作为目标，我们不能通过毁灭人的尊严而获得“发展”，而是应该使人类的生活更加人性化。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否定过发展，而是相反，“只争朝夕”。毛泽东一方面遵循现代化的逻辑，另一方面又试图克服现代化的后果。毛泽东在现代性的悖论与困境中的挣扎奋斗使很多人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充满了误解。比如很多人责难毛泽东对马寅初的批判“错批一个人，多生几亿人”；然而，事实上正如西方历史学家所观察到的，中国一面批判马寅初的理论，一面实行计划生育：“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秩序使计划生育政策受到挫折，1970年以后，这项政策逐步走向严格，每对夫妇只能生两个小孩，并为实施政策而建立了严格的奖励和处罚制度，采取避孕措施有时甚至连妇女的月经期都受到了单位和邻居的监视。”实际上相反，中国50年来的根本思维并没有脱离现代化和“发展主义”的轨道。今天中国的思维却仍然缺乏对“发展主义”的必要反思。今天我们继续在“自由”、“解放”、“发展”这些宏伟的叙述下漠视人们具体的利益和牺牲，“效率优先”和“减员增效”等理论的泛滥正在摧毁我们生存的道德基础和生存本身，片面的“发展主义”已经导致了“只要发展，不要生存”的灾难性后果。今天中国的某些“改革”理论家在历史目的论和“代价”论高高的旗帜下蔑视人民的利益，然而，毛泽东时代我们正是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今天那些用“市场”来反对“国家”的理论家也恰恰忘记了不论中国的“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从来都是由于国家的推动。　　

作者: 羽磷魑 时间: 2003-12-11 22:31

弱肉强食是资本主义的规律，然而，中国经济学家房宁却提出“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面对今天日益扩大的社会阶级差距和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的理论犹如空谷足音。我一直关注中国现代思想对于现代性的丰富，它的丰富的批判现代性的内容。批判现代性既是现代性思想的一部分，同时又具有反思的特点。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现代性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现代性和批判现代性的复杂内涵。中国自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思想由严复、梁启超等人传入中国的时候开始，就遭遇到章太炎等人的批判。辛亥革命以后所引进的比如议会民主所引起的曹锟贿选（用金钱收买议员促成自己当选总统，那些被收买的议员则被称为猪仔议员）以及政治腐烂，这一时期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它给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了明显的耻辱，使中国人对于这一制度充满了怀疑。今天中国的理论家正鼓吹和设计中国的私有化，和俄罗斯公开的全面的私有化不同，今天在中国理论界和现实中正在发生一场悄悄的私有化运动。一位中国私有化的理论家这样解释私有化：私有化必须首先搞垮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就像一个饭碗，谁要取得这个饭碗，唯一的办法就是往里面吐一口痰。今天中国的所谓“自由派”迫不及待地要推进的就是这样一种肮脏的私有化。新自由主义和新权威主义的合流是中国90年代思想的秘密，也是理解中国的一把钥匙。“自由派”鼓吹往饭碗里吐痰，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权力往碗里吐痰的，只有那些拥有“化公为私”的特权的“大佬”才可以往饭碗里吐痰，才有权力“私有化”。有人把俄罗斯称为强盗资本主义，而有人把中国资本主义的前途描述为：坦克＋私有化。中国资本主义的设计师把私有化的策略描述为往公共的饭碗里吐痰，他们对待毛泽东的遗产也是同样一种态度。然而，我们却不是这样，不想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作者: 羽磷魑 时间: 2003-12-11 22:31

与今天许多流行的观念相比，毛泽东思想可能会被认为不过是异想天开的奇思妙想，他们之间的区别就像汽车轮子与人的两条腿之间的区别一样，就像飞机与汽车之间的区别。韩德强在另一篇文章里说：“不错，文革是一场灾难，但它是在寻求理想征途上的灾难。正如第一架飞机掉下来一样，有人会站在旁边冷嘲热讽，甚至激烈抨击，飞机掉下了死了多少人，毁了多少物，我早就说过，铁疙瘩怎么能上天呢？人性怎么能不自私呢？也有人会仔细分析飞机掉下来的原因，重新考虑飞机的结构、强度、气动原理，再造一架新飞机。人类社会的真正进步恐怕也需要像研制飞机一样。如果只是简单地否定文革，而不是仔细地解剖其残片，分析其黑匣子，那么人类社会仍然会在以暴易暴的循环中难以自拔，甚至有可能会毁于一旦。” 　　

作者: 羽磷魑 时间: 2003-12-11 22:31

在半个世纪以前，在朝鲜半岛上中国和美国曾经发生过一场战争。一方面，中国在不情愿和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帝国相遇，这是包括中国的领导人自己和他的敌人在内都没有预料到的一场战争，因为中国的内战还没有结束，中国国内的统一还没有完成，更重要的是中国一直是一个遭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欺侮的国家；其结果同样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场没有赢得胜利的战争。然而，另一方面当战争结束以后，中国迅速从朝鲜撤走了自己的志愿军部队，而美国军队在韩国的长期占领却成为事实。这不仅是两种不同的战争，而且也是两种不同的政治。

作者: 羽磷魑 时间: 2003-12-11 22:32

今天由于过分重视眼前的利益而远离了毛泽东的遗产，我们越来越迷信实力、竞争力、效率，人类的远景正在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毛泽东思想也许不合时宜，但是并不意味着它是过时的，或者不必要的。曾经担任西德总理的勃兰特说：“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他是希望，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他是思想政治上永久的挑战。”

作者: 羽磷魑 时间: 2003-12-12 18:26 标题: 世纪最伟大的预言家———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的预言：毛泽东1916年7月25日预言 ?牐犞泄?之间20年内必有一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八年抗战。应证了20年前一位24岁的师范生的预言。 ?牐犆?泽东1919年7月21日预言 ?牐?20年后，法国人将有一番大大的头痛果然，不多不少二十年后，法国人民遇到了大麻烦。希特勒为了羞辱法国，特指定在1918年德国投降的同一地点的同一节火车车厢里让法国签字投降。 ?牐犆?泽东1919年7月28日预言 ?牐犎毡居氲鹿?将会危祸世界毛泽东以其神奇的观察力洞悉日、德"奸情"，提前近20年预言"轴心国"的两大法西斯魔王将会勾结在一起，危祸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印证了这一预言。 ?? 毛泽东1933年11月预言 ?牐犖颐腔崾?去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时，正值毛泽东"龙困浅滩"，处于政治生涯的低谷。然而毛泽东不在其位而谋其政，为苏区和红军的安危献计献策。可惜当时中央未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 毛泽东1934年12月12日预言 ?牐犖颐遣荒苋ハ嫖髯昕诖? 毛泽东是"口袋专家"，历来都是他布下"口袋"让蒋介石去钻，他怎么可能去钻蒋介石布下的"口袋"呢！刘伯承说："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 毛泽东1935年5月24日预言 ?牐犑?达开没有走通的路，我们一定能走通太平天国最终失败在曾国藩统帅的湘军手下。蒋介石最崇拜曾国藩，处处模仿曾国藩。蒋介石要让"朱毛"变为"石达开第二"。毛泽东却率领红军突破重围走通了石达开没有走通之路。 ?? 毛泽东1935年9月预言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我相信，一年之后，你们会回来的毛泽东与张国焘，都是出席了"中共一大"的中共元老。他们在长征路上会合后又分道扬镳。张国焘的分裂使得毛泽东在跳出了蒋介石的包围圈之后，却进入了"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期"。1936年10月9日，红军三方主力会师，长征结束。 ?犆?泽东1936年7月15日预言 ?牐犗Ｌ乩战?在欧洲发动侵略 ?牐?1921年7月，当希特勒成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元首，开始发迹的时候，毛泽东正在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1936年上半年，希特勒派了小股兵力进入莱茵非军事区，并参加武装干涉西班牙。此时尚未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希特勒小试牛刀，而毛泽东早已洞悉其奸。 ?? 毛泽东1936年7月15日预言 ?牐犞泄?取得独立之后，可能大规模引进外资新中国建立后获得的第一笔"外资"是苏联政府提供的3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后来中国人为偿还外债而勒紧裤带。毛泽东的英明预见是由邓小平来实现的，到1994年，中国已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 ?? 毛泽东1938年5月预言 ?牐犞泄?的抗战要打七八年 ?牐牼莩趟荚痘匾洌?"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做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果然，八年艰苦奋战才迫使日本投降。 ?? 毛泽东1938年10月预言 ?牐犝挪?伦必然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牐牰?战前夕，英国首相"绥靖大师"张伯伦，企图以政治家的理性和商人的自私自利来对付战争狂人希特勒。张伯伦搬起的石头，不是打在苏联人的头上，而是砸在他自己的脚上，甚至要了他的政治生命。 ?犆?泽东1939年9月23日预言 ?牐犅匏垢＝?会使美国参加二战 ?牐犙影惨ざ蠢锏拿?泽东，提前两年多时间预见了美国将会参加二战，这对坚定中国人民抗战的必胜信念是有重要意义的。日本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诺曼底登陆，美军与德军直面交锋。 ?? 毛泽东1940年3月16日预言 ?牐犖揖?将来出路，实在中原 ?牐?7年后，毛泽东派出三路大军逐鹿中原，奠定全国战场的胜局。鹿死谁手，终见分晓。 ?牐犆?泽东1942年7月2日预言 ?牐犛辛说诙?战场，就能够在一年之内打败德国 ?牐犆?泽东在1942年预见到：只要欧洲大陆开辟第二战场，则打败德国只需一年时间。因为第二战场延至1944年6月开辟，德国也就苟延至1945年5月才被打败。 ?? 毛泽东1945年5月预言 ?牐牴?共和谈谈拢的希望一丝一毫也没有 ?牐牽拐浇崾?后的国共两党，已成一山二虎之势。 1946年6月，《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都被撕毁，全面内战爆发，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预见的局面终于出现了。 ?? 毛泽东1945年8月13日预言 ?牐牶苏秸?打不起来当美国人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一星期后，毛泽东就断言：原子弹不能解决战争。此后，毛泽东在与斯特朗、斯诺等人谈话时，多次阐述了核战争打不起来，人类有能力防止核战争，最终消灭核武器的思想。时至今日，全世界也只有日本遭受地原子弹的袭击。 ?? 毛泽东1946年12月9日预言 ?牐犗愀畚侍饨?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从四十年代开始，毛泽东已形成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甚至台湾问题的基本思路，即：不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充分尊重港澳地区的历史与现状；通过协商，用和平过渡的方式来解决。如今港、澳的顺利回归，应验了这些英明预见。 ?? 毛泽东1949年3月预言 ?牐犛行┕膊?党人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1952年2月10日，刘青山、张子善倒在正义的枪口下。枪声穿过数十载时空，反腐倡廉至今依然任重道远。 ?? 毛泽东1949年9月预言 ?牐犆拦?可能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毛泽东以"文化大革命"作为防止和平演变的基本手段，误入了歧途。但在毛泽东身后十余年间，在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的事实面前，人们又不能不叹服毛泽东的远见。 ?牐犆?泽东1955年1月15日预言 ?牐牷?本粒子也是可分的 ?牐牪⑽瓷钊胙芯课锢硌У拿?泽东，神奇地预言了二十年后高能物理学的发展趋势。1978年，在夏威夷举行的第七届世界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格拉肖提议将基本粒子命为"毛粒子"（Maons）。 ?? 毛泽东1956年6月预言 ?牐牳呦砍銎胶? 毛泽东规划了长江三峡，但他有生之年未能亲见“高峡出平湖”。1992年4月3日15时20分，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以压倒优势的赞成票，表决通过了“三峡工程议案”。如今，三峡工程全面开工。 ?? 毛泽东1958年6月21日预言 ?牐牳阋坏阍?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十年完全可能 ?牐?1960年，当苏联撤走专家、带走图纸时，一些外国人曾经断言"中国人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来"。此后，中国不但有了原子弹，而且生产出氢弹、中子弹……当毛泽东的预期目标全部实现。他轻松地表扬赫鲁晓夫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以示感谢！" ?? 毛泽东1958年9月5日预言 ?牐牬鞲呃稚咸ㄒ灿泻么Γ?他喜欢跟英美闹别扭戴高乐经常为法国的海外殖民政策辩护，也是冷战的积极推动者，因此，当时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一政局的变化，将导致整个欧洲向右转。毛泽东不这样看。他力排众议，断言：戴高乐上台将推动欧洲中立主义的发展，使欧洲摆脱美国。历史的发展很快就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 ?牐犆?泽东1962年1月30日预言 ?牐犞泄?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需要100多年时间 ."大跃进"并不是毛泽东个人一时心血来潮、忽发奇想，而是当时全国上下急于改变"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产物。毛泽东在预言中国经济建设速度时犯过许多错误。但他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预计的发展速度，与第二代领导人制订的"三步走"战略非常吻合。

作者: 羽磷魑 时间: 2003-12-12 18:27

毛泽东诗词欣赏沁园春《雪》一九三六年二月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馀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汉，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作者: 羽磷魑 时间: 2003-12-12 18:27

沁园春《长沙》一九二五年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物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作者: 羽磷魑 时间: 2003-12-12 18:28

水调歌头《游泳》一九五六年六月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璧，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作者: 羽磷魑 时间: 2003-12-12 18:28

长征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不怕远征难, 金沙水拍云崖暖，万水千山只等闲。大渡桥横铁索寒。五岭逶迤滕细浪，更喜岷山千里雪，乌蒙磅礴走泥丸。三军过后尽开颜。

作者: 羽磷魑 时间: 2003-12-12 18:28

送瘟神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其一绿水青山枉自多，坐地日行八万里，华佗无奈小虫何！巡天遥看一天河。千村薜荔人遗矢，牛郎欲问瘟神事，万户萧疏鬼唱歌。一样悲欢逐逝波。其二春风杨柳万千条，天连五岭银锄落，六亿神州尽舜尧。地动三河铁臂摇。红雨随心翻作浪，借问瘟君欲何往，青山着意化为桥。纸船明烛照天烧。

作者: 羽磷魑 时间: 2003-12-12 18:30 标题: 毛泽东文选-矛盾论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　　这篇哲学论文，是毛泽东继《实践论》之后，为了同一的目的，即为了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曾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过讲演。在收入本书第一版的时候，作者作了部分的补充、删节和修改。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⑴列宁常称这个法则为辩证法的本质，又称之为辩证法的核心⑵。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个法则时，不得不涉及广泛的方面，不得不涉及许多的哲学问题。如果我们将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我们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这些问题是：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苏联哲学界在最近数年中批判了德波林学派⑶的唯心论，这件事引起了我们的极大的兴趣。德波林的唯心论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极坏的影响，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不能说和这个学派的作风没有关系。因此，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

作者: 羽磷魑 时间: 2003-12-12 18:30

一　两种宇宙观　　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列宁说：“对于发展（进化）所持的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观点是：（一）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二）认为发展是对立的统一（统一物分成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而两个对立又互相关联着）。”⑷列宁说的就是这两种不同的宇宙观。　　形而上学，亦称玄学。这种思想，无论在中国，在欧洲，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间内，是属于唯心论的宇宙观，并在人们的思想中占了统治的地位。在欧洲，资产阶级初期的唯物论，也是形而上学的。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于是，在资产阶级那里，除了公开的极端露骨的反动的唯心论之外，还出现了庸俗的进化论，出来对抗唯物辩证法。　　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形而上学家认为，世界上各种不同事物和事物的特性，从它们一开始存在的时候就是如此。后来的变化，不过是数量上的扩大或缩小。他们认为一种事物永远只能反复地产生为同样的事物，而不能变化为另一种不同的事物。在形而上学家看来，资本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的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思想等，就是在古代的奴隶社会里，甚至在原始社会里，都可以找得出来，而且会要永远不变地存在下去。说到社会发展的原因，他们就用社会外部的地理、气候等条件去说明。他们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因此，他们不能解释事物的质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质变为他种质的现象。这种思想，在欧洲，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是机械唯物论，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则有庸俗进化论。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⑸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近百年来输入了欧洲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则为资产阶级所拥护。　　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这样，唯物辩证法就有力地反对了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或被动论。这是清楚的，单纯的外部原因只能引起事物的机械的运动，即范围的大小，数量的增减，不能说明事物何以有性质上的千差万别及其互相变化。事实上，即使是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也要通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植物和动物的单纯的增长，数量的发展，主要地也是由于内部矛盾所引起的。同样，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许多国家在差不多一样的地理和气候的条件下，它们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同一个国家吧，在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的情形下，社会的变化却是很大的。帝国主义的俄国变为社会主义的苏联，封建的闭关锁国的日本变为帝国主义的日本，这些国家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长期地被封建制度统治的中国，近百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正在变化到一个自由解放的新中国的方向去，中国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整个地球及地球各部分的地理和气候也是变化着的，但以它们的变化和社会的变化相比较，则显得很微小，前者是以若干万年为单位而显现其变化的，后者则在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甚至几年或几个月（在革命时期）内就显现其变化了。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唯物辩证法是否排除外部的原因呢？并不排除。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影响是时常存在的。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动，是极其巨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同样地而且还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通过了各国内部和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起的。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胜者或因其强，或因其指挥无误，败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挥失宜，外因通过内因而引起作用。一九二七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机会主义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重新发展了。后来，中国革命又受了敌人的严重的打击，是因为我们党内产生了冒险主义。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冒险主义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又重新发展了。由此看来，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生活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期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对于辩证法曾经给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他的辩证法却是唯心的辩证法。直到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的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的部分，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后来，经过列宁和斯大林，又发展了这个伟大的理论。这个理论一经传到中国来，就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变化。　　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具体地了解事物矛盾这一个法则，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作者: 羽磷魑 时间: 2003-12-12 18:31

从中央决策和深刻教训看毛泽东讲话的历史及现实意义 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六.二六讲话，【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而且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的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只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脱离群众。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难深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而今，2003年12月0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扎扎实实地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社论说“当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正在全国陆续展开，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形势下对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建设作出的重大决策，…各级党委和政府、各级卫生部门要切实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加大投入，完善政策，努力探索新形势下建立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新路子。”，近40年过去了，中央重新作出“要切实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的重大决策，说明毛主席当年的谈话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反思我们从毛泽东时代到如今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历程，应该承认，我们走了弯路，在一段时间内，我们没有坚持毛主席当年提出的正确方向。当前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反映了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观念，比之原来有了重大转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提法，是对这些年来农村医疗卫生事业过度市场化、医疗卫生单位过度产业化的否定，是对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思想的重新坚持和发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提法，令我们感慨万千，恍若隔世，“合作医疗”一个曾经令中国的农村医疗卫生保健事业响誉全球的，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事物，如今我们再次把她拣起来，说明我们终于认识到，对于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走合作化道路仍然是有效的法宝。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针对中国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现实，倡导“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大力变革医疗卫生工作，努力改变旧中国广大农村极度缺乏医疗卫生服务的状况，使人民健康不断得到改善。50年代，随着农村生产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实体农业合作化组织的建立，全国各地农村逐渐开始设置医疗卫生单位。到了60、70年代，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之后，兴起了一个建设农村卫生服务网络的高潮。当时的目标是期望做到“哪里有人，哪里就有医有药”、“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从6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农村广泛地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身的三级（县、乡、村）卫生服务体系。特别是以“赤脚医生”为标志的村卫生员，在使农民便捷地获得村级卫生服务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70年代，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把中国的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唯一典范就标志着是唯一成功的例子。世界卫生组织前任总干事马勒博士，曾积极向发展中国家推荐中国农村卫生工作经验。在医疗卫生资源分配问题上，60、70年代在改变“重城市轻乡镇”的倾向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比如1975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有病床159.82万张，其中市级床位数占63.74万张（占39.9％），县级占96.08万张（占60.1％），可以看出基层医疗单位占了大头，即面向农村的基层医疗机构是卫生投入的主要方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我国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却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而是走向萎缩，甚至走到了崩溃的边缘。1979年起合作医疗纷纷解体，有合作医疗的大队，从占大队总数的68.8％逐年下降，1983年达到11％，以后数年维持在5~10％之间。除少数沿海发达农村情况可能好些外，农村缺医少药的现象全面复辟。血吸虫等老传染病重新大规模泛滥，爱滋病等新传染病开始肆虐。疾病对农民生存、经济状况的威胁，甚至超过天灾。北京大学研究人员于2001、2002年间在安徽、湖南、云南、四川进行了调查，发现农民的家庭两周患病率在48.65％，应就诊而未就诊的比率为81.25％，其中未就诊原因中属于经济原因的占了一半以上。河南省的一项调查发现，贫困户中的40％是因为疾病所致。在医疗资源分配方面，也发生的根本的颠倒，2000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在对全球191个成员国国家卫生系统的业绩做出量化评估后，对这些国家的卫生绩效进行了排名。中国在“财务负担公平性”方面，位居尼泊尔、越南之后，排名188位，倒数第四，与巴西，缅甸和塞拉利昂等国一起排在最后，被列为卫生系统“财务负担”最不公平的国家。这个结论如今还在今被国际医学界权威引用。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城乡人口比例大约为36％和64％，但城乡公共卫生资源占有的比例刚好颠倒了过来，即城市占了60％以上，而农村占了不到40％。根据专家研究，我国卫生资源约80％集中在城市(北京高达85％)。这些严峻现象的背后，反映了这样一些事实，党领导全国农民辛辛苦苦20多年建设起来的合作医疗制度，在集体化经济改革为家庭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中，同集体经济被一起被瓦解、萎缩掉了，问题还在于，并没有找到能够替代合作医疗的更好方式去建立新的农村卫生体系，放任农村卫生制度与农村经济制度一起，经历了剧烈的市场化改革。农村医药卫生事业在缺少集体经济支持的情况下被迫转向市场化，大部分村卫生室从集体化转为私有化，乡以上公共卫生机构所获补贴，在城市中心趋势下相对减少。市场化的导向，令农村卫生机构日益为利润所驱动，农村的医疗成本日见高企，农民无法享受到便宜、便捷的卫生服务。同时，在农村经济私有化带来的严重两极分化，大多数农民经济收入长期低水平，无法支撑高水平医疗费，医疗资源纷纷向医疗支出相对高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集中，医疗机构最求利益最大化，为满足少数人的昂贵需求，医疗机构还最求豪华化，经济领域的两极分化现象，同样反映在已经严重（还没有完全）市场化的医疗卫生领域。现在，中央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指出“农村卫生投入严重不足，医疗设施落后，医疗卫生技术人才匮乏，广大农民的基本卫生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在农村，一些重点传染病和地方病没有完全得到控制，甚至在部分地区流行严重，许多农民‘小病拖，大病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突出。这不仅严重威胁着农民的健康，也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制约了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没有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惠及亿万农民的大事”，中央也认识到，在中国农村要解决医疗卫生保障问题，靠市场化是行不通的，靠个体状态的农户的力量，单打独斗，是无法承受疾病的侵袭的，还是得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还是得建立个人、集体和政府共同筹集经费的路子。但是，重新搞合作医疗体系，难度不小，问题很多。首先、集体经济的组织形式不复存在，之所以提出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就新型在要在小农经济，个体私有经济的海洋中把医疗卫生事业集体化、合作化，本身就充满矛盾，如何组织起来，如何归拢人心，都是变数。第二、在医疗卫生事业过度市场化、医疗机构过度产业化的今天，如何建立和维持收费低廉的合作医疗机构，存在尖锐的冲突。第三、在腐败之风严重的今天，合作医疗管理机构的廉洁如何保证，今天的贪官蛀虫，什么都敢伸手，扶贫款、教育捐款、救灾款、低保费等等，合作医疗资金可能很快会成为不法分子的目标。建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毛泽东时代经历了20多年的艰苦努力，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瓦解，仿佛就是一夜之间，重新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人是物非，斗转星移，谈何容易，但是我们别无选择，因为其它的尝试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只有坚持毛主席曾经被实践检验是真理的正确思想路线，才是唯一的出路。希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走好，最广大农民群众就有福了。

作者: 羽磷魑 时间: 2003-12-12 18:32

毛主席时代市场经济时代 [wkh] 于 2003-12-08 21

41上贴 -------------------------------------------------------------------------------- 毛时代：打跑了小日本，打倒了蒋介石，解放了全中国，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建立了公有制国家，私营企业改造，所有财产归国家所有，使地主失去了土地，使私有企业者变成劳动者；给所有的农民土地，给所有的工人工作，让每个人都有基本的收入，可以吃饱饭，可以有衣穿，不用为基本生活发愁；让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团结起来；让每一个人都自愿地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工作；实行小学义务教育；公费医疗，让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基本的医疗保障；福利分房让人人有房住，虽然面积不大，但房租也很便宜；发展中国的重工业实现粮食自给；还清所有外债；建立了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建立了大批高科技的军工企业；让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逐步提高；研制了我国自己的原子弹和卫星；以身作则，政府没有太严重的腐败；注重农村的发展，让农民组织起来，互相帮助，成立合作医疗，让农民得到基本的医疗保障；消灭了血吸虫病；消灭了嫖娼卖淫、吸毒等社会现象；注重科学研究，许多科研项目其实都是开始于70年代，而在80-90年代才出现成果；注重思想教育，给人正确的思想指导，让人人都关心国家、关心集体、关心别人，提倡助人为乐，提倡大公无私，提倡勤劳，人的思想纯洁，人与人之间关系融洽。 GDP一直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虽然生活清贫，但是人民生活稳定，对农村的最贫困人口五保户给与一定的照顾人们有很少的钱就可以生存社会安定政治运动被一些人利用，也伤害了一些人

作者: 羽磷魑 时间: 2003-12-12 18:34

毛泽东与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奠基作者按：该文作于1993年下半年，为河北省“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获奖论文，曾在军内刊物结集交流，之后各地的一些学术机构不知如何获得该文，并建议收入他们编辑的丛书，作者因故没有同意。最近一段时间，作者因看到网上一些人的有关言论，觉得该文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故寄发给“晶牛毛泽东思想网站”，和大家交流。　　毛泽东是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由于受各种客观和主观条件的限制，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及愿望并没完全变成现实，但是他的一系列有关“对外开放”的理论与实践是十分丰富的。他曾经为实现我国的“对外开放”,进行过艰苦的理论探索和不懈的实践追求。由于种种原因，多年来，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一直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和深入发掘。因此至今仍有人臆断：毛泽东的思想保守、僵化，不主张“对外开放”。这种认识和看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澄清人们在此问题上的模糊认识，不仅有利于对毛泽东功过是非的客观评价，而且也对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大有裨益。　　一、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是逐步完善、十分丰富的。这些思想，为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尽管毛泽东“对外开放”的思想并不集中，迄今为止我们尚未见到集中体现他这一思想的文章和专著问世，但是他的有关“对外开放”方面的丰富思想理论，散见于建国前后大量其他方面的政论文章里，或者体现在由他批转的党中央的有关文件、批示中，或者是通过与国内外人士的谈话体现出来的，需要我们进行探入的发掘、归纳和整理。　　从本质上讲，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开放体系。一方面它集中了党和人民群众的经验和智慧，并吸取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另一方面它又把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吸收大量来自西欧和俄国的人类最先进的优秀科学成果，本身就是“对外开放”的产物。同时，从毛泽东在本世纪初接受马列主义、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上也足以看出：毛泽东不闭塞、不保守，是讲求实际，十分开明的。我们不仅从来没有看到他任何主张“闭关锁国”和“关门搞建设”的言论，相反，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毛泽东是极力主张“对外开放”、吸收一切国家和民族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的。　　早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1944年8月，毛泽东就开始筹划“战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了。他曾对美国驻华外交官谢伟思讲：“中国战后最急需的是发展经济。但缺乏独立发展经济所必要的资本主义基础。她自己的生活水平是如此之低，不能再进一步压低来提供所需的资本……美国不仅是援助中国发展经济的最适当国家，它也是能够充分参加中国发展经济的仅有国家（1）”。不久，他又对瑞士记者博斯哈德说：“为了建设，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外国资本，特别是在交通运输和工业方面。但是，早先租界林立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后谁想在中国做生意，谁就不应忘记，只有在双方，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感到满意的基础上，才能进行（2）”。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将来的新民主主义中国，将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上发展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以促进中国的工业化（3）。1948年2月7日，毛泽东在主持制订的党中央有关文件中指出：“凡外国人在华投资设立并主持的私营工厂、矿山或其他企业，一律不得没收或破坏，并允许其在服从民主政府法令和一定劳动条件下继续营业（4）。” 1949年3月又指出：“在目前，我国政府机关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外国人及外国机关团体，则应继续采取严正态度。但我们的对外贸易机关，对凡愿与我接洽商务往来的外国人及外国机关团体，则应采取积极和友好的态度，并可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5）。”同时期，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更明确地指出：“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6）。”以后，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再次提出了要和外国人做生意问题（7）。正是在这些思想指导下，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纳领》第57条中，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8）”。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毛泽东的建国前夕，就是主张“内外交流”和“对外开放”的，并将它作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项“基本国策”（9），标志着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已基本确立。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3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看到国内有些人对中苏两国合资兴办企业一事不理解的现象时指出：“为了利用外国资本主义以促进中国的工业化，某些事业和外资合营及成立这种股份公司甚为必要，不独和苏联，和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甚至和资本主义国家还可能在适当的条件下订立这种合营合同甚至租让合同。苏联在1921 年以后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列宁亦曾提出并曾出现一些租让企业。关于这些，中央准备作出适当的解释发表（10）”。正是根据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同年4月1日，《人民日报》才专门为此发表社论指出，在目前我国经济落后、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 “以吸收外国资本主义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参加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就有了它的重要性。……对于人民政权来说，有条件地吸收外资参加经营企业（而不仅是简单的借款和聘用外国技术人才），以便使其‘发挥积极作用’，不但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而且是有利和必要的事情（11）。”可见，就是到了建国初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也仍然是主张“吸收外资”、“对外开放”的。　　

作者: 羽磷魑 时间: 2003-12-12 18:34

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以后，为了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花了好几个月时间，认真听取了中央30多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几易其稿，写成并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其中，在论述我国的对外关系时，他不仅首次充分肯定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而且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外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 “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一面。…… 对外国科学、技术、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12）”。　　紧接着，在党的“八大”上，毛泽东重申：“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外和短处（13）”。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他再次强调：“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学习的时候要用脑筋想一下，学习那些和我国情况相符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用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14）”。很显然，从 50年代后半期起，毛泽东就已经把“向外国学习”、实行“对外开放”，作为搞好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须处理好的十大关系之一了，即要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就必须“对外开放”。虽然当时并没明确使用这个词，但却明确指出，要搞建设，就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外来东西既不“一概排斥，”也不“一概照搬”，要有自己本民族的特色，要善于吸收和学习一切民族的好经验、好做法。这个思想与以往相比较，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标志着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已趋成熟和完善，奠定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基石。　　到了1959年6月，毛泽东在会见秘鲁议员团时曾向客人明确表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向你们关门（15）”，进一步表明了大力提倡与第三世界国家进行交往的意向。 60年代，在会见日本黑田寿男时，毛泽东对日本一些大企业愿意与中国进行经济往来表示极为赞赏和欢迎。并说，单是搞中小贸易，不和垄断资本搞贸易，意义就不完全，也不算大（16）。后来又进一步明确指出：“如果需要，可以让日本人进来开矿、办厂。也可以让华侨投资建厂，先让他们得利，规定期限，若干年后按期没收（17）”。这表明，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在原来基础上，又向前突破性地发展了一大步。即由过去“保护国外私营企业”、“向外国学习”，发展到“引进外资，兴办合资企业”。　　毛泽东的这些可贵思想，虽然受诸多因素的制约，没有完全变成现实，但是，正是这些理论上的大胆“探索”，为我国后来全面推行“对外开放”政策，进行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突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毛泽东为践行其“对外开放”思想，曾经作过多方面的不懈努力，不仅逐步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封锁局面，增强了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在国际上的政治声望，而且从实践上开创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先河。　　思想理论的确立是从事实践活动的先导。毛泽东不仅从理论上初步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基本思想，而且在实践上身体力行，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对外开放”，进行了多方面的不懈努力。　　首先，在军事上，针对建国初期美国等西方国家侵略朝鲜、侵占台湾、向侵略印支的法国和南越集团提供援助，妄图包围、封锁和遏制新中国的阴谋，毛泽东和党中央 “针锋相对”，毅然派出志愿军直接参加“抗美援朝”斗争，并在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同时，积极支持支援越南人民的“抗法救国”斗争，并应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要求，派遣了大批政治和军事顾问；后来又派了大量军事工程技术人员和部分志愿战士，直接参加了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最后，迫使美国在“朝鲜停战协定”签了字，迫使法国殖民主义者在“恢复印度支那和平协议”上签了字，迫使美国新殖民主义者“体面”地从越南撤军。这一切，不仅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而且彻底地粉碎了西方国家在军事上对我国的包围、封锁图谋；不仅标志着美国霸权主义地位的动摇、衰落，而且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望；同时也显示了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冲破封锁，走向世界”的决心、胆识和魄力。　　其次，在对外经济交往上，针对建国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的经济封锁和禁运政策，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以牙还牙”，后发制人。一方面，针对美国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国的全部财产，禁止在美国注册的船只开往中国”的政府令和以“停止美援”迫使接受美援的国家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巴特尔法案”，我国政府坚决地清除美国在华的经济残余势力，管制、清查美国政府、企业在旧中国的一切财产，冻结其所有在中国的存款；另一方面，积极地开展灵活的“反封锁、反禁运”斗争，开拓对外贸易，实行“南北开放”，把我国对外贸易的重点转向苏联、东欧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建国后第2 年，我们就先后同苏联、波兰、捷克、朝鲜、东德、匈牙利、罗马尼亚、蒙古、保加利亚和越南等国建立了政府间的贸易关系，并于1951年使我国的进出口总额达到19.6亿美元，比1950元增长了73%；使我国与上述国家的贸易额在我国外贸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 1950年33.5%，上升到81.3%。在引进方面，1949年12月，毛泽东亲赴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贷款协定，取得了苏联提供的总数为3亿美元的贷款，并用这笔款项从外国购买了一批建设所需的机器设备及其他器材等。据统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国获得国外贷款总计达36.4亿元。同时，在这一阶段苏联还帮助我国建设了 156个重大建设项目，东欧国家援建了68个工程项目，为我国实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提供了物质技术保证。与此同时，我们还积极发展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实现贸易对象的多元化。我国先后与锡兰（今斯里兰卡）开展了米胶贸易，与印度开展了粮食麻袋贸易等。在1952年4月召开的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和同年8月召开的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大会期间，我们又与许多亚非拉国家建立了政府和民间贸易关系。到1952年为止，我国与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始终占有较大比重。1950年占我国外贸总额的30.7%，1951年占29.9%，1952年也占到16.3%。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和西方国家某些商人迫切希望做生意的要求，以香港为基地，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与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开展了民间小额贸易。到1952年底，我国先后与英国、荷兰、法国、瑞士、比利时、芬兰、意大利、西德和日本等国家的贸易商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协定和协议合同，总值达2亿美元以上（18），从一定程度上冲破了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禁运局面，粉碎了其“扼杀新中国”的图谋。

作者: 羽磷魑 时间: 2003-12-12 18:34

但到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尤其是从1960年7月开始，因苏联背信弃义，撕毁了600多个援华协定和合同，撤走了全部在华的1390名专家，严重干扰了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原定计划，破坏了我国的“对外开放”，使我国与苏东国家的经贸关系大为缩小。“文革”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又极力歪曲“自力更生”方针，攻击 “输入”是“崇洋媚外”，攻击“输出”是“投降主义”，使我国的“对外开放”基本上无法顺利进行。但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干预下，六十年代，我国的“对外开放”仍有一定的进展。比如：1961年的进出口贸易，在出口方面，我们尽管减少了主要农产品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利用原料加工出口的商品，即“以进养出”的商品；在进品方面，增加粮食、化肥和一些短缺原材料进口。1961、1962两年，共进口粮食215亿斤，化肥237万吨，糖2.8万吨，橡胶20万吨和各种钢材50万吨，这对支援我国的农业生产、稳定市场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起了很好作用。在引进方面，虽然自1966年开始，因受国内动乱的影响，我国进口额连年下降，1968年又中断了引进工作，但从 1972年起我们不仅恢复了中断的成套设备和新技术的引进工作，而且从1973年起，经毛泽东亲自批准，我们用了43亿美元，从国外引进了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大电站、1套烷基苯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套大电站和武钢1.7米轧机等重大项目（19）。这些项目的引进，增强了我国的工业生产能力，提高了我国现代化生产的技术水平，打破了多年来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封锁局面，为我国进一步推行“对外开放”提供了雄厚了物质技术保证。　　第三，在国内经济和国防尖端科技建设方面，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使新中国在建立初期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不仅提前恢复了国民经济，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创造性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为我国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条件；而且经过自己的努力，白手起家，很快摘掉了中国石油落后的帽子，由一个石油输入国变成石油输出国，结束了中国人使用 “洋油”、“洋布”、“洋灯”的历史。同时，我国的科学家通过“自力更生”，在一无图纸资料、二无进口原材料的基础上，经过短短十几年的奋斗，到1964年便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不仅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原子垄断，也使赫鲁晓夫“中国没有苏联的帮助，20年内别想造出原子弹”的预言遭到了彻底破产。紧接着，我国又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先于法国等西方先进国家试制成功了氢弹。这一切，使新中国在地球上牢牢站稳了脚跟，为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遏制和威胁，鼓舞全国人民进行“反封锁” 斗争，增强中国人民“走向世界”的自信心，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世人不小视中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尽管在这期间，由于受“左”的思想干扰，尤其是受“文革” 内乱的破坏，使我国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为巨大的成就，但仍然不可否认，我国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奠定和建立的。它对以后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包括“对外开放”事业的开创与发展，具有不可抵估的作用。　　第四，在外交建设上，毛泽东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积极开展各项外交活动，开创了新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建国后，我国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前提下，不管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上的差别，采取了果断而灵活的一系列外交政策，提出不管是建交的还是没有建交的国家，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只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不干涉中国内政，我们都积极争取与他们发展政治、文化、经济和贸易往来。同时积极开展各项工作，侧重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倡议、领导和执行的“封锁”、“遏制”政策。比如：我们在争取与苏东社会主义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各种关系的同时，巧妙利用西方内部的矛盾，根据英国在远东有特殊利益特别是香港与大陆毗连等情况，毛泽东很早就十分重视同英国发展关系。1954年 8月，他在会见以艾德礼为团长的英国工党代表团时向客人呼吁：我们走的是两条路，让我们做朋友吧，不仅经济上合作，而且政治上也合作。并倡仪中英之间，一要和平，二要通商（20）。同年10月，在会见英国有密切关系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时，他又再次强调了同样的原则。他说：“尽管两国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但两个政党或两个国家是完全可以合作的。如果邱吉尔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同他合作（21）”。另外，在争取法国、日本方面，毛泽东也进行了许多努力。为了争取法国，1961年2月8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法国参议员、民主社会抵抗联盟主席密特朗时指出：墙有各种不同的墙，有意识形态的墙，有社会制度的墙，有外交关系的墙，也有经济关系的墙，这是暂时的现象。人民终究是要把墙拆掉的。他说，中法之间虽然还没建交，但人民来往和贸易往来还是可以进行的（22）。正是由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共同努力，所以法国在西方国家中才较早地承认我国，并与我建立了外交关系（23），这对打破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局面意义重大。另外，为了打开中日两国相互关闭的大门，毛泽东更是不遗余力地全面开展工作，起初倡导实行“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方针，即通过广泛的民间贸易往来，逐步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毛泽东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必须依靠两国人民的推动，首先做好日本人民的工作，让日本人民去推动日本政府（24）。因此，建国初期在毛泽东接见的外客中，以日本的批次、人数为最多。为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较大贡献的日本人士浅沼稻次朗、铃木一雄、西园寺公一、松村谦三、石桥湛山、高崎达之助、冈崎嘉平太、黑山寿男、安井郁等等，都曾受到过毛泽东的亲自接见，并作了长时间的友好交谈（25）。后来，在1971年的第26届联大上，中国之所以能够得到世界多数国家，包括英、法、日等西方国家的支持，恢复我国在联大中的合法席位，以及众所周知的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主动来华访问等等，不能不说都是由于毛泽东等积极努力并亲自掌握和推动我国的对外关系、为我国“走向世界”打下良好基础有关。这一切，使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外交处境大为改观，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及中日两国的建交，世界上逐步出现了一股与中国“建交热”。截止1979年，世界上与我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已达到110多个（26），彻底地粉碎了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封锁阴谋。　　毛泽东的外交实践充分说明：他不但从来没有人为地把中国与世界割绝开来，反而通过多方面的实际努力，为中国后来全面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作出了巨大的、常人难以企及的贡献，从实践上开创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先河。　　三、我国现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是毛泽东时代一系列外交政策的合理延续和必然发展结果。毛泽东时代一系列内外政策的制订和实施，不仅是当时的世界形势所迫，而且在客观上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赢得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为我国全面推行“对外开放”政策，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任何政策都有它的延续性和继承性。我国现行的“对外开放”政策，同样经历了一个从“理论准备”、“实践摸索”到“大胆突破”这样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它是在过去一系列外交政策的基础上，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一步一步地发展过来的。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今天的事业是昨天事业的继续和发展。没有第一代领导人为我国创造的各种国际国内条件，就不可能有今天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所开创的“对外开放”的崭新局面。

作者: 羽磷魑 时间: 2003-12-12 18:35

过去曾有人认为：毛泽东的思想保守、僵化，主张“闭关自守”，因而使他的“对外经济理论”带有一定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又是“使中国趋于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的重要原因（27）。”就连某些主要为毛泽东唱赞歌的严肃学术著作，也“不无遗憾” 地指出，毛泽东除了两度去过苏联以外，没有去过西欧、北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因此客观环境限制了他的眼界（28）。　　言外之意，是由于毛泽东本人性格、阅历，或者是他的经济思想以及他所制订的外交路线和政策，使中国在“三中全会”以前一直处于“半封闭状态”。这些评价虽然有些是善意的，似乎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这个层次上去认识和看待问题，只从主观上找原因，就会隐入唯心主义，就不能弄清事物的本来面目。　　实际上，除了我们在主观上确曾犯有“左”的错误等原因以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在封锁、孤立、遏制我们。不是我们主动“闭关”，而是人家不让我们存在、发展，闭了我们的“关”。对于这一点，不仅中国人应该清楚，就连有些外国人也是知道的。比如：著名英籍华人作家韩素英女士，在看到有些人对毛泽东妄加评论时，曾气愤地说：“怎么不顾历史事实呢？是美国闭中国的关，封锁新中国嘛！？为什么要自己往自己脸上抹黑呢（30）？”事实正是这样。如果我们这样看待和认识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仅不难比较客观、全面地理解：为什么毛泽东有着丰富的“对外开放”思想和大量的“对外开放”实践，而在毛泽东去逝前我国却没有全面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一直处在“半封闭”状态？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和理解：为什么说我国现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是毛泽东的一系列外交政策的延续和发展，是毛泽东为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制订和施行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历史：　　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前三阶段，都是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　　第一阶段外交政策的制订，是新中国解放前夜提出的“一边倒”。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前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首次提出来的。当时这所以采取这个政策，是基于世界形势的考虑，是毛泽东为了维护自己民族的利益，使新中国站稳脚跟而作出的一种政治上的明智选择。因为当时国际上已形成两大相互对抗的阵营，即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这两大阵营的对抗是“雅尔塔体系”的结果，我们无力改变。从当时中国的处境上说，中国只有“一边倒”向苏联，向苏东开放，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政治、经济合作关系，才能摆脱新中国免遭孤立的处境。无疑，是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逼迫我们不得不“一边倒”，“面向世界”，全面 “开放”，从当时的世界形势来看是不允许的。但从毛泽东本意来讲，政治上向苏联 “一边倒”，并不是经济上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发展关系。毛泽东曾明确表示过：“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31）。”并且在实践上为此而做过多方面努力，这在前面曾经阐述过。可见，政治上的“一边倒”，并不是经济上的“闭关锁国”；强调“自力更生”，也不是不要 “争取外援”。这个思想是明确的，并一直坚持到50年代初期。　　第二阶段外交政策的制订，是50年代末提出来的“两个拳头打人”。按当时的说法是“既反帝又反修”，即既反美又反苏。这个政策按“兵书”来讲，是犯了大忌的。作为伟大战略家、军事家的毛泽东，绝对不会不知道它的危害性。建国初期，毛泽东便提出过“不要四面出击”，不可“树敌太多（32）”，可见毛泽东在战争年代提出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在建国后并没忘记。当时之所以作出“双拳打人”的选择，也是世界形势的发展使我们不得已而采取的“下策”。因为从5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逐步走上大国沙文主义的道路，即用牺牲他国的利益来换取本国的利益，不断干涉兄弟党和国家的内政，用各种手段卡我们的脖子让我们听它指挥。这已被大家所熟知。毛泽东为了维护我国的民族利益，不怕苏联施压，坚持顶住，坚决反对苏联的大国主义政策，并由感而发：“什么都靠人，靠不住。……外国援助和帮助是可以的，但不能干涉内政（33）。”加上这时的美国并没有放弃原来“反共反华”的立场，中美两国仍然敌对，当1962年中印边界发生冲突时，苏联和美国一起唆使印度与中国作对，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既反美又反苏”。但是，既使是这样，毛泽东也一直坚持与各国发展政治、经贸和外交关系，只是从这时起更加强调必须把与各国发展关系建立在“自力更生”基础上。指出：“革命是自主，建设也是自主。当然不是不要国际援助，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34）”。这是毛泽东从中苏关系破裂的现实分析中得出的结论。***同志曾经说过：“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中国是个穷国，为什么能够在世界的多极格局中占有一极地位？就是因为中国是个独立自主的大国（35）”。这是非常正确的。中国正是由于坚持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所以，才在“既反美又反苏”的情况下，仍然与其他国家做了一些生意，包括前面提到的“文革”时期，我们在国内政治动乱、经济很困难的情况下，仍拿出43亿美元，引进了一个批先进技术设备等（36），并没有把“关”完全闭锁起来。“既反美又反苏”以及“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在客观上提高了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国际社会出现了 “美苏中”三足鼎立之势；同时，我国的经济建设尽管受到了不利影响，但仍然取得了较大成就。　　第三阶段外交政策的制订，从60年代末开始的“一条线，一大片”。在这个阶段中，从1969年开始，因中苏交恶，中国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夹缝中生存、发展。一方面通过“独立自主”，我国的经济建设虽走过弯路，出现过挫折，且国内动乱，但综合国力仍有较大增强。政治上，中国的作用、地位日益提高，声望不断扩大，71年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特别是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苏联在中苏边境不断增兵，从战备上呈现出对我国包围的态势，形势一度十分严峻。毛泽东认为，苏联是当时世界最危险的敌人，是“战争的策源地”，需要“联美反苏”。加上这时的美国在封锁、扼杀我国的阴谋破产后，从其自身利益考虑也需要打“中国牌”压苏联，以钳制苏联在与美国争霸中咄咄逼人的势头。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松动、中日建交，随后毛泽东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政策，即侧重反苏。反谓“一条线”，就是从中国经日本到中东地区到西欧，南到澳大利亚、新西兰，最后到美国形成“一条线”，周围国家和第三世界是“一大片”，以此来对付苏联的威胁。虽然从主观上讲，毛泽东着重从政治和外交上考虑较多，但客观上却为中国“对外开放”打开了大门，即首先使西方的盟主美国对中国打开了大门。从此以后，在国际社会中，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矛盾和对立逐渐被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矛盾所取代，“东西矛盾”逐步缓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也不断增强，从而为中国“走向世界”、“全国开放”，提供了良好机遇、创造了和平的国际环境。但恰在这时毛泽东主席去逝，之后经过两年左右的徘徊，“三中全会”以后又经过了约两、三年反复周密思索，邓小平等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应形势，从1981年开始对我国外交政策进行了第四次重大调整。从此，中国逐步进入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阶段。　　由此可见，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是在前三次外交政策调整的基础上进行的，每次对外政策的调整都是世界形势发展的需要和结果。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比如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37）。”这些话，是非常公道和客观的。正是有了前三次对外政策调整，才有了今天的“对外开放”。现行的“对外开放”是前三次对外政策调整、发展的合乎逻辑必然归宿和结果，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正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外政策的几次调整过程中，一方面提高了我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和国际声望，使当时的世界政治形势出现了美苏中“三足鼎立”之势，使我国在国际事务中有了说服力和发言权；另一方面，也使我国的经济建设虽然受到“左”的思潮的影响、破坏，但仍然在这一时期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我国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独立自主”的能力，使世人不小视我们，不歧视我们，在后来的“开放改革”中处于主动地位。　　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纷纷“制裁”我国的情况下，我们在政治上使“社会主义旗帜”不倒，并在经济上成为当今世界最有发展潜力和活力的国家之一，使西方资本主义“制裁”我国的阴谋屡屡不能得逞，并一个个地被粉碎、遭破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过去积累了大量“反封锁”、“反扼杀”的经验、具有较强的“独立自主”能力的结果。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贡献，永垂青史，功不可没！

作者: 羽磷魑 时间: 2003-12-12 18:36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以后，无论是在思想上、实践上，还是在具体的外交政策上，毛泽东都为我国实现“对外开放”进行了积极的、可贵的探索和努力，为我国后来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与建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和必要的物质基础，并创造了良好的国际条件。但是，由于受诸多条件的限制，毛泽东在世时我国“对外开放”的范围和规模，还远无法与现在相比。据统计，50年代初期，我国进出口总额还不到20亿美元。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我国对外贸易额也一直在30-40 亿美元徘徊。7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石油出口量的逐年增加，加上同西方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贸易往来的不断发展，我国进出口总额由1970年的45亿美元增加到了1978年的200多亿美元（38），规模仍然有限。建国后近30年，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局面没能形成。只有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我国第二代领导人的领导下，我国全面实行“对外开放”的主观条件和外部环境才更趋成熟，使我国“对外开放”的广度、深度才有了实质性突破和发展。这是毫无疑议的。但无论如何，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我国各项事业的奠基人，在他有生之年为我国经济的不断腾飞、“走向世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做出的伟大、独特贡献，是我国近现代历史上很少有人能够比肩的！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如果没有毛主席，我们可能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39）”。换句话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如果没有毛泽东为改善我国在国际上的政治、经济地位，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等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我国的“对外开放”事业也可能要向后推迟一段时间。但反过来，如果没有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的正确领导，我国现行的“对外开放”政策也可能不会顺利制订和实施得这么快。因此，对于毛泽东在我国“对外开放”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应该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既不能有意夸大，也不能人为缩小。毛泽东作为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奠基者和开山祖，与邓小平作为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总设计师一道，将共同载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史册上！

作者: 羽磷魑 时间: 2003-12-12 18:37

注释：（1）《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327页（2）《新观察》1983年第10期（3）《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29页（4）《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在华外国人的政策的指示》1948年2月7日（5）《中共中央对天津成立对外贸易局的批示》1949年3月1日（6）（7）《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73页，第1468页（8）转引自《新华月报》1949年创刊刊号（9）《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5期第49页（10）《中共中央关于中苏合股公司协定公布后消除群众波动的指示》1950年3月10日（11）《欢迎有利于中国经济建设的中苏经济合作》，《人民日报》1950年4月1日（1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85页（13）《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9页（14）《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01—402页（15）参见《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得与失》，《当代社会主义问题》1993年第 3期（16）《纵观毛泽东的对外经济交往思想》，《党的文献》1991年第2期（17）《毛泽东思想研究》1987年第4期第58页（18）（36）参见《论建国初期的“内外交流“政策》，《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5 期（19）参见《毛泽东和他的事业》（下）第793页（20）（21）（22）（30）转引自《评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研究中的两个观点》，《真理的追求》1993年第8期（23）英国于1950年1月6日宣布承认我国，1954年6月7日与中国达成互派代办协议， 1972年两国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法国是西方国家中与中国建交最早的国家，1964年两国即宣布建交。（24）（25）《毛泽东开创中国外交新局面》，《毛泽东思想论坛》1993年第2期第55 页（26）据《世界知识》1993年第2期（27）参见《毛泽东对外经济理论的历史分析》，《毛泽东思想研究》1990年第3期等（28）《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第100页（29）《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3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5页（3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4页（33）（34）转引自逢先知《回顾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论述》，《真理的追求》1990年第1期。（36）转引自《***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3年 11月4日（3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2页（38）《毛泽东和他的事业》（下）第794页（39）《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03页

作者: 羽磷魑 时间: 2003-12-27 19:45

生　平　年　表　（一）　　1893年诞生　　12月26日，诞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　　1902年－1909年 9－16岁　　先后在家乡韶山六所私塾读书，接受中国传统的启蒙教育。　　1910年 17岁　　秋，考入湖南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此期间受康有为、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　　1911年 18岁　　春，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期间，读到同盟会办的《民立报》，受其影响，撰文表示拥护孙中山及同盟会的纲领。　　10月，响应辛亥革命，投笔从戎，在湖南新军当列兵。半年后退出。　　1913年 20岁　　春，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读书。　　1914年 21岁　　秋，编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第八班。在校期间，受杨昌济等进步教师的影响，成为《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崇拜陈独秀、胡适。　　1918年 25岁　　4月14日，同萧子升、何叔衡、蔡和森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　　6月，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　　8月，为组织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第一次到北京。在北京期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得到李大钊等人帮助，开始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影响。　　1919年 26岁　　4月6日，从上海回到长沙。　　5月，响应五四运动，发起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湖南学生反帝爱国运动。　　7月14日，主编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7月至8月，连续撰写并发表《民众的大联合》长文。　　10月5日，母亲文氏病逝，闻讯从长沙赶回韶山。8日，在母亲灵前写成《祭母文》。　　12月，为领导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第二次到北京。在京期间，读到《***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　　1920年 27岁　　5、6月间，在上海会见陈独秀，同他讨论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等问题。　　8月初，同易礼容等在长沙发起成立文化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　　8月至9月，参加筹备成立俄罗斯研究会。　　11月25日，致信罗章龙，提出新民学会，“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11月，同何叔衡等组织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12月1日，至信给蔡和森、萧子升和其他在法会友。信中表明自己接受马克思列主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同月，在长沙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 28岁　　1月1日至3日，同何叔衡、彭璜、周世钊、熊瑾玎等十余人在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民学会会员新年大会。在会上提出新民学会应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赞成用“俄式”方法改造中国。　　7月23日至8月初，同何叔衡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8月，回长沙，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与何叔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　　10月10日，建立中共湖南支部，任书记。　　冬，同杨开慧结婚。　　1922年 29岁　　5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任书记。　　9月至12月，组织领导粤汉铁路工人、安源路矿工人、长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罢工运动，推动湖南工人运动迅速走向高潮。　　1923年 30岁　　4月，离开长沙到达上海，在中共中央工作。　　6月，在广州出席中国***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并担任中央局秘书。　　9月16日，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并受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林伯渠的委托，回到长沙，筹建湖南国民党组织。　　1924年 31岁　　1月，在广州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2月，到上海，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组织部秘书等职。　　12月，回湖南养病。　　1925年 32岁　　2月，回到韶山，一面养病，一面开展农民运动。　　9月，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　　10月，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12月1日，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　　12月5日，主编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刊物《政治周报》创刊。

作者: 羽磷魑 时间: 2003-12-27 19:45

生　平　年　表　（二）　　1926年 33岁　　1月，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当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3月18日，在广州国民党政治讲习班纪念巴黎公社五十五周年集会上发表讲演，题为《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　　3月，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同周恩来等力主反击。　　5月至9月，主办国民党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所长。　　11月，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不久到武汉，创办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12月，在长沙出席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　　1927年 34岁　　1月4日至2月5日，在湖南考察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民运动。　　3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武汉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　　4月27日至5月10日，出席中国***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宁汉合流，大革命失败。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　　同日，同宋庆龄等二十二名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发表《中央委员宣言》，谴责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国民革命。　　8月7日，出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在去江西铜鼓萧家祠第三团团部途经浏阳张家坊时，被团防局的清乡队抓住，押送途中机智脱险。　　9月，秋收起义受挫后，率起义部队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　　10月，到达江西宁冈县茅坪，开始创建进冈山革命根据地。　　11月，遭到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错误指责，被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　　1928年 35岁　　4月，率部在江西宁冈县砻市同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家军会师。　　5月，担任两支部队全编成的工农革命军（后改称中国红军）第四军党代表、军委书记。　　7月，在中国***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10月，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决议案，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11月25日，代表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写报告，总结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　　12月，主持制定井冈山《土地法》。　　1929年 36岁　　1月，同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至1930年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初步形成。　　4月，主持制定兴国《土地法》。　　6月，出席在龙岩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红军的任务、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等问题的正确意见未被接受，原由中共中央指定他担任的前委书记职务被改选他人担任。会后，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　　7月，指导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　　9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的行动策略和建设一支坚强的人民革命军队的正确主张。　　12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并起草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1930年 37岁　　1月，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阐述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　　5月，在江西寻乌作调查：同时撰写《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8月，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和中共总前敌委员会书记。　　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2月30日至次年1月3日，同朱德等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　　1931年 38岁　　1月7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未出席会议）。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扶持下进入中央政治局。　　4月至5月，同朱德等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第二次“围剿”。　　7月至9月，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围剿”。　　11月 1日至5日，在中央苏区党组织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上受到排挤，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　　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　　

作者: 羽磷魑 时间: 2003-12-27 19:46

生　平　年　表　（三）　　1932年 39岁　　1月，到江西瑞金城郊东华山古庙休养。　　3月，红军攻打赣州失利后，停止休养，赶赴前线指挥。　　4月15日，发表《对日战争宣言》。　　5月9日，同项英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　　6月，同朱德指挥红一、红五军团从闽西回师赣南。　　10月，在江西宁都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受到“左”倾错误领导的打击。会后，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前往福建长汀养病。　　1933年 40岁　　1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　　2月上旬，中共临时中央全面推行“进攻路线”，为清除毛泽东积极防御路线在中央根据地的影响，开展了所谓反“罗明路线” 的斗争。　　5月30日，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平津宣言》。　　6月1日，同项英等发布中华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　　8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　　10 月，写《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成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　　11 月，先后在兴国县长冈乡和上杭县才溪乡调查，写出《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　　1934年 41岁　　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　　同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继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6月19日，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华北宣言》。　　7月15日，同项英等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10月18日，傍晚，带领警卫班离开于都城，踏上长征的路途。　　11月底，湘江之战中红军遭受惨重损失。30日，随军委第一野战纵队渡过湘江。　　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上，力主红军放弃原定向汀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被采纳。　　1935年42岁　　1月15日至17日，出席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实际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　　3月，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个军事指挥小组。　　3月至5月，同周恩来等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6月15日，同项英等发表《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　　6月，率红一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会合。不久，即同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分裂主义进行斗争。　　1936年43岁　　1月25日，同周恩来、彭德怀等二十位红军将领联名发出《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提出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建议互派代表共同协商。　　2月5日，同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渡黄河东征。　　3月，向南京当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五点意见。　　6月1日，同朱德发布关于救国救民的主张二十条。　　6月12日，同朱德发布宣言，对“两广事变”表示支持，提出抗日救国的八项纲领。　　7月至10日，在陕北保安多次会见美国记者斯诺，回答他提出的有关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等多方面的问题，并介绍了自己的经历。　　8月10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　　8月25日，起草《中国***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一致抗日。　　10月19日，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西保安吴起镇。红军胜利完成长征。　　12月，出席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2月7日，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2月中旬，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分析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等往西安参加谈判，促成事变和平解决。　　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阐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作者: 羽磷魑 时间: 2003-12-27 19:46

生　平　年　表　（四）　　1937年 44岁　　1月13日，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进驻延安。　　2月9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五项国策、四项保证。这个文件实际成为国共合作谈判的纲领。　　3月，会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回答好对中日战争与西安事变提出的的一些问题。　　4月至7日，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辩证法唯物论，其中的两节后来整理成《实践论》和《矛盾论》。　　5月，在中国***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中国***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日战争开始。　　7月23日，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提出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的方针、政策。　　8月22日至25日，出席在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阐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任新组成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　　8月25日，同朱德、周恩来联名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随后，指导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　　11月12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战争的型势和任务》的报告，全面阐述了对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意见。　　12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发言，针对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重申和坚持了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政策。　　1938年45岁　　春，作出八路军从华北山地进入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决策。　　5月，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　　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讲演。全面分析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批驳速胜论和亡国论，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的总方针。　　9月14日至27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说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发言。　　9月29日至11月6日，出席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结论。会议批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　　1939年46岁　　2月2日，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讲话，号召自己动手，克服经济困难。　　2月5日，在中共中央党校作《反对投降主义》的讲话。　　4月下旬，写《五四运动》一文。　　5月4日，在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大会上作《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　　7月至8月，多次作报告，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呼吁继续团结抗战。　　9月16日，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谈话，重申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　　10月4日，发表《<***人>发刊词》，阐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　　12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　　12月21日，为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编印的《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写《纪念白求恩》一文。　　同月，与人合作撰写《中国革命和中国***》。　　12月至次年3月，领导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47岁　　1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系统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纲领。　　3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提出实行“三三制”。　　3月11日，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总结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思想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5月4日，起草中共中央致东南局和新四军的，指示强调必须放手扩大军队，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指出要采取斗争的方针，“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　　6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分析国际形势及对中国抗战的影响，指出：既要警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突然事变，又要力争时局好转。　　11月，起草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何应钦、白崇禧《皓电》的电报（《佳电》），明确驳斥《皓电》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无理指责。　　12月，同从前线回来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谈话，强调干部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性。

作者: 羽磷魑 时间: 2003-12-27 19:47

生　平　年　表　（五）　　1941年48岁　　1月上旬，皖南事变发生。　　1月20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并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严正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　　5月1日，审阅改写的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发布，规定边区政权建设贯彻“三三制”原则。　　5月8日，起草《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的党内指示，提出“以打对打，以拉对拉”和争取中间派的策略思想。　　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阐明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　　8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9月10日至10月22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　　9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组长的中央学习组。　　秋冬，先后主持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党的历史文献集。　　1942年49岁　　2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　　2月8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讲话。　　5月，在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并作结论。　　9月7日，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论述精兵简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12月，向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提交《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长篇书面报告，论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　　1943年50岁　　3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推定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5月26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　　6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　　7月1日，致信康生，指出“防奸”工作应调查研究，分清是非，教育群众，反对“逼、供、信”。　　7月12日，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　　9月上旬至10月上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一期间召开的会议，批评王明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会上多次发言并作小结。　　12月，为中央党校大礼堂落成题词“实事求是”。　　1944年51岁　　4月12日和5月20日，先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和中央党校第一部作关于学习和时局的讲演。　　5月15日，通过在西安同国民党代表谈判的林伯渠，提出由他起草的作为谈判具体内容的意见书。意见书就关于全国政治和两党悬案问题，提出二十条意见。　　5月21日，在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　　6月5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　　6月至8月，多次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和驻延安美军观察组成员，阐述中国***的抗日政策和国共关系等问题。　　9月8日，在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　　10月31日，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率部南下，“以衡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 　　11月，和周恩来等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多次会谈国共关系，并达成五条协定草案。这个协定草案被蒋介石拒绝。　　1945年52岁　　4月20日，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基本通过经毛泽东多次作重要修改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4月23日至6日11日，主持召开中国***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和闭幕词（《愚公移山》），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大会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　　6月19日，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7月，同国民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等六人就国共关系进行会谈。谈到通过民主“新路”，跳出政党、团体兴亡“周期律”问题。　　8月9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　　8月13日，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提出对国民党实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争取国内的和平与民主。　　8月28日，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　　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10月10日，《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在重庆签署。11日回到延安。　　10月17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指出中国革命“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12月28日，起草《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

作者: 羽磷魑 时间: 2003-12-27 19:47

生　平　年　表　（六）　　1946年53岁　　4月，撰写《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　　6月26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　　7月4日，作出南线野战军“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的战略决策。　　7月20日，起草《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　　8月6日，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9月16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　　10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总结三个月战争的经验。　　11月18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第一次使用“人民解放战争”的名称。　　1947年54岁　　3月18日，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撤离延安，开始历时一年的陕北转战。　　3月至8月，领导西北野战军先后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7月21日至23日，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提出对蒋介石的斗争用五年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解决的设想。在此前后，部署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渡过黄河，转入战略进攻。　　10月，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11月，将1933年起草的《怎样划分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重新印发给全党，以指导解放区土改运动正确发展。　　12月25日至28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即十二月会议），向会议提交《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和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的纲领。　　1948年55岁　　1月1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定草案。　　3月23日，结束陕北转战，东渡黄河，前往华北解放区。　　4月1日，在山西兴县蔡家崖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阐明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土地改革总路线。　　4月30日，至5月7日，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提出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发展生产、加强纪律性等几点意见。　　5月1日，致信李济深、沈钧儒，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宜先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5月27日，到达中共中央工委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　　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战争、建国、财经等问题的重要报告。　　9月至次年1月，组织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将国民党军主力聚歼在长江以北。　　12月30日，为新华社写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9年56岁　　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夺取全国胜利以及关于新中国建设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　　3月25日，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　　4月21日，在南京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的情况下，和朱德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战领南京，作诗《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6月15日至19日，出席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在开幕式上讲话。　　6月30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　　7月4日，复电程潜，对程提出的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给予赞许，并对有关事宜作出安排。　　9月21日至30日，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致开幕词，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会议通过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经他多次审阅修改的《共同纲领》。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主持开国大典。　　12月5日，颁发《关于一九五○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　　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首次访问苏联。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2月至翌年初，对和平解放西藏作出具体部署。　　1950年57岁　　6月6日至9日，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交《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并作《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　　6月28日，主持中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10月上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　　10月8日，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援肋朝鲜人民，并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随后亲自指导了第一次至第三次战役。　　10月以后，发动和领导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作者: 羽磷魑 时间: 2003-12-27 19:48

生　平　年　表　（七）　　1951年58岁　　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　　5月20日，写作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发表。　　5月24日，设宴庆贺《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至此，中国大陆全境解放。　　9月，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　　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改造发行。第二卷和第三卷分别于1952年4月和1953年4月出版发行。　　12月，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1952年59岁　　1月，主持全国政协常委会，通过《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　　1月2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开展“五反”运动的指示。（“五反”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经济情报）　　4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　　8月9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　　9月，开始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　　1953年60岁　　1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任主席。　　3月2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对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指示。　　6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作出比较完整的表述。　　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　　9月7日，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　　10月15日、11月4日，两次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指出，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看作极为重要的事。　　1954年61岁　　1月，开始在杭州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月23日，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　　9月15日至28日，出席全国人大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致开幕词《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9月28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任主席。　　10月16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有关同志写《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10月19日，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谈话中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　　1955年62岁　　1月15日，批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 　　3月，在中国***全国代表会议上致开幕词并作结论，号召干部要钻研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成为这方面的内行。　　5月1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肃反工作方针。　　6月9日，为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7月31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9月至12日，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两篇序言和104篇按语。　　10月4日至11日，主持召开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　　10月29日，邀集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12月16日，修改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提出要大批地培养知识分子，注意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　　1956年 63岁　　1月20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1月25日，组织最高国务会议正式讨论通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四十条）。　　2月至3月，先后听取34个中央工作部门的汇报，对经济建设问题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　　4月初，审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4月27日，签名死后实行火葬。　　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8月22日，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七中全会，提出两个工作重点，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　　9月15日至27日，主持召开中国***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开幕词。在八大期间，再次强调了加强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9月28日，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11月15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我们的经济建设有退有进，主要还是进。　　12月，审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作者: 羽磷魑 时间: 2003-12-27 19:49

生　平　年　表　（八）　　1957年 64岁　　2月27日，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提出两类矛盾学说。　　3月12日，在中国***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宣布开始在党内进行整风。　　4月30日，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帮助***整风。　　5月15日，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随后发动反右派斗争，发生严重扩大化的错误。　　9月20日至10月9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会上对八大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述提出异议，认为应该回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　　11月，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出席***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期间，提出15年内中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要赶超英国。　　1958年 65岁　　1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南宁会议，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在会上批评“反冒进”。　　3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会议继续批评“反冒进”，制定的各项经济指标大幅度提高。　　5月5日至23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会议改变八大一次会议的有关结论，认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国内主要矛盾。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7月31日至8月3日，同来访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会谈，拒绝了苏方提出的侵犯中国主权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　　8月6日，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说到“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　　夏秋，亲自部署炮击金门。　　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11月2日至10日，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会议期间，给县以上四级党委写信，要求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　　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1959年 66岁　　2月27日至3月5日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3月25日至4月5日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继续纠正“左”倾错误。　　4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由刘少奇继任的决议。　　6月25日至28日回故乡韶山。　　7月2日至8月16日，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政治局扩大会议原拟进一步纠正“左”倾错误，但在后期和接着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错误的发起了对彭德怀等的批评。　　8月24日，建议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和赦免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等。9月17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全国人大常委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的决定》。　　12月10日至翌年2月9日，组织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参加的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学习讨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发表了许多谈话。　　1960年 67岁　　3月，在广州审定《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九月出版发行。　　3月3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　　6月14日至18日，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写《十年总结》一文，重新强调实事求是原则，提出要认真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　　7月5日至8月10日，主持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研究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调整问题。　　11月1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瞎指挥风。）　　1961年 68岁　　1月14日至18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次会议正式批准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会后组织和领导三个调查组，深入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研究。　　5月21日至6月12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其中规定，取消供给制：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　　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教育等问题。会议强调切实地执行调整经济的八字方针。　　9月29日，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将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

作者: 羽磷魑 时间: 2003-12-27 19:50

生　平　年　表　（九）　　1962年 69岁　　1月11日至2月7日，主持召开中共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作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重要讲话。　　7月至9月，在北戴河、北京先后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批判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进一步发展了关于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错误论点。　　1963年 70岁　　2月11日至28日，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确定在农村普遍进行“四清”运动和城市开展“五反”运动。　　3月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5月，在杭州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作为指导农村“四清”的纲领性文件。　　12月16日，听取聂荣臻关于科学技术十年规定的汇报，指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12月，作出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一个批示。　　1964年 71岁　　2月13日，召集教育工作座谈会，提出改革教育体制的设想。　　5月，在听取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提出两个拳头（农业、国防）一个屁股（基础工业）的思想；还提出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　　6月15日和16日，观看北京、济南部队军事训练汇报表演。　　6月16日，在北京十三陵召开的小型会议上，作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讲话。　　6月，再次对文艺工作作批示，批评文艺界进而扩大到意识形态其他领域，错误地开展了过火的政治批判。　　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2月15日至28日，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部分的纠正“四清”运动中“左”的做法，但错误的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5年 72岁　　5月22日至29日，重上井冈山。　　7月27日，会见从海外归来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和夫人。　　11月初，批准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6年 73岁　　3月12日，致信刘少奇，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　　3月底，错误地指责由彭真主持制定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5月7日，作出“五·七指示”，提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各行各业要以本业为主，“兼学别样”，“教育要革命”等。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泽东主持指定的《中国***中央委员会通知》，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作出了严重错误的估计。　　8月1日至12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会议期间，印发了毛泽东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的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这次会议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8月18日至11月26日，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专院校师生和红卫兵。 1967年 74岁　　1月，对上海“一月革命”表示支持。此后夺权之风遍及全国。　　1月23日，批示《发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群众的决定》。　　2月11日和16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不满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是为“大闹怀仁堂”。毛泽东在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后，表示很不满意。　　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7月至9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号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指出“正确地对待干部”。　　8月底，批准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1968年1月，又对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 1968年 75岁　　1月16日，对江青等人送来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启事”等材料作出重要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使他们诬陷周恩来的图谋未能得逞。　　10月13日至31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通过诬陷刘少奇并开除他的党籍的错误决定。　　12月22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由此开始。　　

作者: 羽磷魑 时间: 2003-12-27 19:50

生　平　年　表　（十）　　1969年 76岁　　4月1日至24日，主持召开中国***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批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并把林彪定为“接班人”写入党章。　　4月28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1970年 77岁　　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5月20日，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　　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写《我的一点意见》，揭露挫败林彪、陈伯达企图抢班夺权的阴谋。　　12月18日，会见美国友人斯诺，表示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　　1971年 78岁　　8月至9月，在南方巡视期间，同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多次谈话，揭露林彪的阴谋。途中机警地几次变更行动计划，于12日回到北京，粉碎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　　9月13日同周恩来等果断地处理林彪叛逃事件。在周恩来请示要不要拦截林彪座机时，毛泽东表示：“由他去吧”。　　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驱逐出去。　　11月14日，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为所谓“二月逆流”平反。　　1972年 79岁　　1月10日，参加陈毅的追悼会。　　2月21日，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实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　　9月27日，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1973年 80岁　　3月，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8月24日至28日，主持召开中国***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使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但同时江青集团的势力也得到加强。　　8月30日，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　　12月，提出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还提出要给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　　1974年 81岁　　1月18日，批准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批林批孔”运动由此开始。　　2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中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　　7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帮派活动，第一次提出“四人帮”问题。　　9月29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为贺龙平反。　　10月4日，提出由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职务。　　11月12日，对江青来信作批示，批评她的“组阁”野心，明确指出“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　　1975年 82岁　　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重申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选出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任命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组成人员。会后，周恩来病重，国务院工作实际由邓小平主持。　　2月，在毛泽东支持下，邓小平开始领导对铁路、教育等方面的调整整顿工作。　　5月3日，召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强调要搞马列主义，要团结，要光明正大，再次批评“四人帮”。　　7月14日，对文艺问题发表谈话，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　　11月下旬，审阅批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错误的发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 83岁　　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逝世。　　1月21日、28日，先后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3月下旬至4月5日，北京市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自发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诗词，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毛泽东错误地批准了否定“天安门事件”的报告。　　4月7日，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7月6日，朱德在北京逝世。　　9月9日，在北京逝世。

作者: 吖君妹 时间: 2004-1-1 12:03

好多...但会有人看吗..? 嘻...我还是一页一页大概的看了....

欢迎光临河源学生社区 (http://www.hyxs.net/b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