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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李敖:为老兵李师科喊话 [打印本页]

作者: 咔哇咿    时间: 2005-12-1 20:49     标题: 李敖:为老兵李师科喊话


土地银行抢案说破案了,报纸满版,电视满档,警察满面堆笑,内政部长满口胡言——竟要全国人民作警察耳目,处处一片叫好声,一点也不奇怪。
奇怪的倒是这名嫌犯——计程车司机李师科。一般认为他会去酒廊赌场,他却不吃不喝不抽不赌;一般认为他是江洋大盗,他却身材瘦小相貌和善;一般认为他有犯罪习惯,他却纪录清白全无前科;一般认为他是年轻小伙子,他却年过半百五十有六了。
更奇怪的是,认识李师科的人,对他都是一片赞扬之声:“老实”、“诚恳”、“客气”、“义气”、“豪爽”、“人缘不错”、“生活很俭朴”、“不但尊敬老年人,更疼爱小孩子”、“在长井巷里,他是可人的‘糖伯伯’”、“如果他是个伪装的好人,怎么可能十几年来一点破绽都没有?”“好多的邻居,都没有人说李师科是个‘坏人’”!
不但如此,李师科在邻居办喜事时候,免费提供计程车队;在乘客遗落物品时候,主动送到广播电台;在自己吃馒头喝白开水的时候,花一千元为小朋友们买玩具;在绿灯区见到那些可怜女人时候,加倍给她们卖肉钱!
而李师科自己,却一二十年,长住陋巷之中,房间只有三坪大,破床、破桌、破椅,一切都是破的,包括一颗对国家破碎的心。



中国农民的凄凉身世

李师科生在1927年3月5日,是山东昌乐人。他在家乡念小学时候,日本侵略中国,他书也不念了,上山去打游击,那时他只十几岁,已用枪声和行动,证明了他是爱国者。
李师科是中国农民,在抗战胜利后,他想解甲归田,重新回到家乡和土地,但是,巨掌拦住了他,他要继续爱国下去,他一次又一次的参加战斗,在枪林弹雨中,他只被打败,没被打死;最后,他跟到台湾。他眼看政府退后,自己却不能退伍,因为,正如政工人员所说: “国家需要他!”

“国家需要他!”“国家需要他!”在国家的需要下,李师科付出了他的二十岁,付出了他的三十岁,付出了他的四十岁,付出了他的青春和自由,付出了他的血汗与眼泪。为了防守台湾,他不准退役而不断服役,不准结婚也无力结婚。直到他老了、病了,才获准知军队离开。
在1960年到1961年间,我做预备军官第八期排长,在野战部队中,见过成千上万李师科型的人物。他们省籍容有不同,性格自有各异,但在风沙里、在烈日里,在恶臭的营房里,在粗粝的伙食里,在昏暗的灯光里、在迷茫的回忆里,他们却有着共同的身世与凄凉。
他们绝大多数是中国农民,他们勤劳、朴实、忠厚、愚鲁,他们爱乡土、爱母亲、爱老婆、爱小孩小狗、在成长中的稻田与麦穗。但是,当政府不再能保护他们,他们反倒被政府拉去,拉去保护那永远保护不完的政府。他们有的是上街买菜,就一去不回;有的是新婚之夜,就被从床上拉起。从此就远离了属于自己的一切,自己属于国家了!



自己属于国家了

唐诗里写古代拉夫的情形,写“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的凄惨,其实一千年后,还在中国变本加厉地重演着。据红十字会会长的调查,在贵阳的一个壮丁收容所里,就有这样的惨象:
我曾经和广州来的壮丁谈话,我问:“你们从哪里来的?”他们说:“从广东曲江来的。” “你们一共多少人?”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我说:“怎会只剩了十七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先生,没有人逃跑啊!老实说,能逃跑到哪里去呢?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连水都没有的喝。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听了这些话,我不禁为之悚然!当时那十七个人中有几个病了,有几个仍患痢疾,我便找医生给他们诊治。照那情形看来,我相信他们的确没有逃跑,象那荒凉的地方,不但没有饭吃,喝的又是有传染病的溪水,能逃到哪里去呢!
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里,为的是怕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运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粝,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那侥幸未死的一些壮丁在兵营受训练,大多数东倒西歪站也站不稳。这是因为长途跋涉,累乏过度,饮食又粗劣而不洁,体力已感不支,又因西南地方恶性疟疾流行,因此一般壮丁的健康情形都差极了。
押送壮丁的人,对于壮丁的死,似毫无同情心,可能因为看得太多,感觉也麻木了。
我在湘西广西的路上,屡次看见野狗争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丢掉的壮丁尸体,它们常因抢一条新鲜的人腿,而红着眼睛厉声低吼,发出极其恐怖的叫声,令人毛骨悚然!有的地方,壮丁们被埋起来,但埋的太草率,往往露出一条腿或一只脚在地面上,有的似乎还在那边抽搐着,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去,便给埋进去了。!
在贵阳城外,有一块壮丁经过的地方,因为弃尸太多,空气里充满了浓烈的臭气,令人窒息欲呕。有一天晚上,贵州马场坪一个小市镇里,屋檐下的泥地上零零星星地躺着不少病倒的壮丁。我用手电筒向他们面部探照了一下,看见其中的一个奄奄一息。我问他怎样了?他的眼睛微微睁开,向电光注视片刻,只哼了一声,便又闭上,大概从此就长眠了。
在云南一平浪,我看见一班办兵役的人,正在赌博。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输赢的数目很大,大堆的钞票放在桌上,大家赌得兴高采烈,根本不管那些已经濒于死亡的壮丁,有一个垂死的壮丁在旁边,一再要求:“给我一点水喝,我口渴啊!”办事人非但不理,反而怒声喝骂:“你滚开去,在这里闹什么?”我沿途看见的,都是这些残酷悲惨令人愤慨的事。办兵役的人这样缺乏同情心,可以说到处可见。
有一天我看见几百人,手与手用绳子穿成一串。他们在山上,我们的车子从山下驶过。他们正在集体小便,好象天下雨,从屋檐流下的水一样;他们连大便也是集体行动。到时候如果大便不出,也非大便不可。若错过这个机会,再要大便,是不许可的。
有好多话都是壮丁亲口告诉我的。因为他们不防备我会报告政府,所以我到兵营去,那些办兵役的人,都不曾注意我。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当然曲江壮丁从七百人死剩十七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只会多不会少。”可惜我把估计的方法忘记了。



一次又一次的劫后余生

在我接触过的和经年累月一起生活过的这些中国农民,他们当兵的前夜,都大同小异地经历过“挨打”、“少而粗粝”的食物、“打肚子”、“集体大小便”、“奄奄一息”、“手与手用绳子穿成一串”等苦难,最后,他们劫后余生,正式编入了部队,又面临着一次又一次的战场上的饥饿与伤亡。在多年的“子弹没眼,上天有眼”以后,他们再劫后余生,困守在台澎金马,年复一年的升旗、点名、操练、换防。他们手下的充员士兵,在服役两三年后,可以退伍回家,但是他们却不准,他们无伍可退,无家可回。眼看着一批充员走了,一批充员又来,来去之间,又是两三年过去了。几次来去,一二十年就过去了。
当他们老了,当他们受伤难医、有病难治了,国家开始放走他们,让他们自由,由他们自力更生。但是,他们也知道他们跟社会脱节太久了,“以军为家”太久了,太久的单调军人生活,使他们除了放枪以外,什么都不行了。因此,回到社会,他们满怀欣喜,却也为之情怯。我排里的一位老兵,当他手提包袱,脚穿球鞋,泪流满面地接受我们欢送的时候,他突然坐在地上,不肯走了:“我为国家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在我年轻时候把我抓来,不让我走;如今我老了,打不动了,又要赶我走。我到哪儿去啊!”
到哪儿去,却做蹩脚工人,去做蹩脚工友,去做蹩脚门房,去做蹩脚守卫,去做蹩脚司机,能找到这些差使的,还是他们之中的幸运者。等而下之的,就要去基隆海边做贫户,去屏东河床搬石头了。
他们老了,也需要亲情。大陆上的家,对他们已恍如隔世。在台湾成个家吧,那又谈何容易!只好“买”个残障女人、高年寡妇、或山地姑娘。有人真的“买”到了,那是靠他们多年累积的储蓄和不可思议的财源。有一次我看一位老兵摊出他的储蓄——一捆捆钞票——在数,数完一捆,朝床上一丢,说“这捆可买条大腿!”又数一捆,又一丢,说:“这捆可买只胳臂!”有朝一日,整个的老婆,就在这样分解结合中凑成了。在他数钱的时候,面露得意之色;在旁围观的老兵们,面露羡慕之色,那种对比的神情,我至今感到心寒。



自己属于自己了

李师科是千千万万老兵中的一位,他退役时间在1959年,是因病退下来的。退下来后,在兵工基地做式两年,再申请到巴西做工,可是不准出境。于是,他奔波谋生,“日子过得好苦。”到了1968年,才找到开计程车的职业,“车子是向车行租的,每天租金就是五百块,有时跑了一天车,还不够吃饭。”
不够吃饭还不够,还得应付警察找麻烦。李师科多次遭到交通警察不公平的开“红单”,要不断地缴罚金,使他非常怨恨。警察是国家权利的象征,他恨上这种两脚会走的国家。
生活的困苦与对警察的怨恨,随着他的年纪,情况越来越深了。他戎马一生,到头来一无所有,既不能养儿防老,又不能获得任何退休金,他的老境,是注定要堪怜惜的。现在的困苦,都没人理他;将来的死活,又有谁理他呢?现在尚有能力谋生,都拮据如此;将来更老了,又怎么度余年呢?这种没有安全感,在他也是与日俱增。
要退伍不让退,要出境不让走,困苦、怨恨、没有安全感,每一项原因都是合理的、正常的,都构成一个老兵的抗议,都构成一个公民的抗议,都构成一个人的抗议。没有这种抗议,人还叫人吗?
在另一方面,李师科没有家乡,也没有家庭,这种情况,是国家造成的。李师科的问题,实际是一种变相的“家庭破碎”问题,他在大陆的家庭,已因战乱而不能重建;他在台湾的家庭,也因战乱而不能新建。他的爱、他的感情,都没有归宿与寄托。他没办法“老吾老”,也没办法“幼吾幼”,最后“吾老矣”了,只好“幼人之幼”。他爱小孩子,更爱以前房东的一个两岁小女儿,他把自己的一无所有、自己的没有安全感,都投射到这两岁的小女儿身上,他希望这小女儿不要象他一生那样困苦失败、那样瓢零而没保障。因此,他要想法子,想法子给这个小女儿美满安全的一生。



道德问题

当他看到国家银行千千万万的钞票放给特权、成为呆账的时候,当他看到他牺牲青春、牺牲自己与家庭来捍卫的国家竟这样对待他的时候,当他看到这个国家如此缺乏公平与正义、公理与正道的时候,他涌起抢劫银行的念头,他终于在56岁的年纪,完成了这一任务。这样高龄又没有前科的银行劫犯,在犯罪学上,都是古今罕有的奇例。这种奇例,我们无法从犯罪学中的“体形学派”来解释,也无法从“精神病理学派”来解释,甚至无法从蛋头们的学理研究来解释。这种奇例,只有从几十年来,一个老兵,他的生与死,他的爱与恨,他的委曲与耿直,他的汗斑与泪痕来解释,我们才能恍悟事实的真相。
李师科在抢劫前对朋友说:“要抢也不要抢老百姓辛苦赚来的钱,如果是我就抢政府的钱”;在抢劫时对银行职员说:“大家不要动——钱是国家的,命是自己的!”这些表现,充足证明了他是道德性极高的。他显然认为抢这种国家这种银行的钱绝非不义之财。抢钱,是为了补偿“他爱国家,国家不爱他”的代价;抢钱,是为了向贫富不均的社会抗议;抢钱,是为了给警察好看,给穷人出气;抢钱,是为了给自己养老,给两岁小女儿念大学!……他每一个抢钱的动机都是罗宾汉式的,瘳添丁式的,《打渔杀家》萧恩式的,从道德观点看,李师科实在是一个非常高段的人。国民党官方和国民党舆论丑化他的道德,这是十分不道德的。李师科的道德之高,实在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记者问:他抢劫银行的动机何在?
李师科答:我看不惯社会上许多暴发户,经济犯罪一再发生,所以我早就想抢银行。
问:那天如果银行警卫在场,你会下手抢劫吗?
答:不一定,也许会把警卫打死。不过,我曾考虑到警卫新水没多少,他们的妻儿可怜,所以我问明警卫不在才下手。
由此可见,李师科是恩怨分明的人。这种分明,在目前这种浑沌的社会里,只有在道德极高的人身上,才能显示出来,而老兵李师科,就是这样动人的一位。



问题道德

更动人的是,李师科把抢到的钱的五分之四——四百万,都包在一起,送给那两岁小女儿。把小女儿的母亲回忆:
那天下午大概五点多,我先生不在,李师科拿了一包东西来说要寄放我家,因为他从来没有到过我家,而我们跟他多少还有点距离,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我问他里面是什么东西,他只简单地说了声:“钱”,然后又说:“没有什么关系的,有事我负责!”我觉得更怪,再问他:“你这个钱是要做什么的?”他只是摇了摇头,眼泪突然落下来,便什么话都没说地走了。
当记者追问这位母亲:李师科说他只打算留一百多万万花用,放在你家的四百万是留给你的小孩做教育津贴的,你知道吗?这位母亲“黯然无语,只是低着头”。
合理的研判是:李师科知道这种行为有被小女儿父母告密的可能,但是他还是做了。告密的资金是赃款的一半,小女儿的父母告了密,至少还可合法拿到两百万。两百万留给小女儿,那也差强人意了。
就这样的,在小女儿父母告密以后,几乎不可能破的抢案,等于由李师科自己给破了。——李师科求仁得仁,李师科盗亦有道,李师科甘愿自我牺牲,李师科不惜从容一死。
美国文学家休伍德《化石森林》中写那个穷苦文人斯魁尔,甘愿请强盗杀死他,为了死后可领五千保险金,送给他心爱的女孩,帮她离开沙漠,去过好日子;法国文学家雨果写《悲惨世界》,写那个砍树枝的穷苦工作尚万近,甘愿坐长年大牢,为了养育他姐姐的七个小孩,而偷一个面包。这些动人的故事,告诉我们,穷苦的人有他们的价值观念与正义。国民党的下三滥报纸《民族晚报》,聒不知耻地以“重振社会公义精神”为社论,满纸“人心大快,社会公义得到伸张”、“秘密证人制度的弹性运用,实际上也是公义精神的高度发挥。”这真是颠倒是非的谬论。因为真正的“社会公义”,是抑强扶弱,而不是欺负穷人;是哀矜勿喜,而不是人心大快;是鼓励行侠仗义,而是收买卖友求荣。国民党《中国时报》说告密者“以无比的道德勇气,出面向警方举发”,“道德勇气,发挥淋漓尽致”,也是谬论。告密者“淋漓尽致”的,可以是恐惧,可以是勇气,但绝非道德。古往今来的道德里,从来没有把卖友求荣当道德的,国民党把卖友求荣当道德,这种道德,是问题道德,是线民道德,是国民党的道德,不是人类有史以来千千万万志士仁人所献身的道德!



“此水本自清,是谁搅令浊?”

国民党《联合报》也登出谬论,是台湾大学心理系蛋头教授写的。写李师科对侦讯人员说:国家亏他太多,所以他要抢银行。从这种种蛛丝马迹看来,李师科反社会心态的对象,很明显的是“公家机构”、“警察”、“银行”……等等代表“国家”的象征。
李师科的行为很明显的是错了。“国家”本身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任何人都可能对政府的措施感到不满,都可能觉得国家对自己有所亏欠。按理说,一个人对政府或“国家”有所不满,他应该循求合法的途径,向政府提出抗辩,或要求国家给予赔偿或救济,绝不能肆意攻击代表“国家”的象征。
这话说起来堂皇,但是蛋头教授可曾想想:像李师科这样穷苦的人,这样低层的小市民,他们有什么“合法的途径,向政府提出抗辩,或要求国家给予赔偿或救济”呢?他们能吗?他们敢吗?纵使做了,又有效吗?正相反的,他们但求政府不再扰民有谢天谢地了!试看李师科这件案子,在没破案前,多少计程车司机遭了殃?老兵王迎先甚至被刑求致死,警察可以公然没有法院的传票,把他们一个个私设公堂,灌水修理,他们啊他们,他们有什么“合法的途径”,拒绝警察的非法抓人呢?
李师科的“合法的途径”,想来想去,还有什么呢?
在法律上,李师科的途径是不合法的。但我们别忘了,李师科绝非普通的杀人越货的罪犯。李师科不是千千万万罪犯的缩影,而是千千万万老兵的化身。李师科如有错误,那不过是对国家对他不起的一种回馈,国家对不起他,远超过他对国家不起,他十几岁就上山打游击,如今从爱国爱到寒心,爱到有罪,我们何不问问:“此水本自清,是谁搅令浊?”何不问问:这种罪,真该李师科负担的,究竟该有多少,究竟该占几成?



千千万万的李师科还活着

当李师科被捕,治安人员把他推出展示的时候,他被包围在一个个彪形大汉里,一副手铐铐住他,再一副手铐铐住他的右臂,一只巨掌抓住手铐,右臂再被一只巨掌套住,左臂再被一只巨掌套住,左臂再被一只巨臂握住,右臂再被一只巨掌按住,太多的手铐和巨掌,更显出权威的膨胀,和个人的渺小。但是,在鞭炮声里,在庆功宴上,在奖金的分红中,在内政部长的谈话下,我们看不到一丝悲悯的气氛,大家都在无情地对待这位老兵,象对待一只过街的老鼠。这种现象,不是太没心肝了吗?
在大陆,李师科用子弹保护我们的国家;在台湾,李师科用子弹保护我们的安全。当他老了,病了,孤苦无依,三餐不继,他用子弹保护他自己,保护他老去的一点血本,保护他老去的一点爱,一点希望。他的方法是错的,但他没有更对的方法;他不会巧取呆帐,只会豪夺现款,用蒙面的豪夺,暴露出他一点悲愤与抗议。他这种行为,难道还得不到被他保护多年的统治阶级的怜悯吗?但统治阶级却要把他“速审速决,明正典刑外,并应要求三家电视台联播行刑实况,以吓阻歹徒效尤。”了,这种现象,不是也太没心肝了吗?
国民党的宣传媒体上,已经用新文艺的词汇,做着这样的预言:
李师科,在证据确凿下,一颗子弹,代表着法律,正飞向他的心窝!
也许,子弹正如他们所说,“代表着法律”,但它绝不代表着正义。照正义法学家的看法,法律必须和道德同一。和道德分离的法律,只会使人“目无法纪”!
李师科“目无法纪”,但他谈笑自若,干脆而从容,他显然毫不怕死。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人民不怕死的时候,不论明正典刑多少个,也吓阻不了“歹徒”的效尤!
退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的头子郑为元,声言李师科是荣民的耻辱,郑为远显然错了!去问问那些老兵看,他们就不会同意这种将军的评论。李师科是他们的兄弟,他们一无所有,但还有着微弱的悲愤与抗议。李师科的打前站,使他们多少知道了他们兄弟的血没有白流,使他们多少知道了他们也有声音嘲讽了这无情的社会。李师科代表的,是千千万万被损害者的反射与回声。他的音容,就是他们的宛在;他的笑貌,就是他们的热情;他的流血,就是他们的牺牲。
恰象狄更斯《双城记》中卡尔登临刑前的说话,李师科做完了比他做过的更好的事,即将走向比他知道的更好的地方。李师科不会死,因为千千万万的李师科还活着。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2-1 2055编辑过]


作者: 咔哇咿    时间: 2005-12-1 21:00

在其他论坛的好文,可是却没有回复,没有人提出什么要说的话。

我也没有,因为不知道这个阶层社会有多少各种各样的悲事。

只是希望帖出来,让更多人知道,引起更多未泯良心的共鸣。


作者: tortoise    时间: 2005-12-1 22:57

如今的社會`這樣的悲事太多了,人心都已麻木,更多時候都寧願只做一個旁觀者,

看看,感慨一下,感動一下...謹此而已..


作者: 河源bb    时间: 2006-1-26 20:30

很長啊。。。。頂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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