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工程的毁灭性灾难★★★★
[size=4][/size][size=4]三峡，不管怎样，都已经竣工了。[/size]
[size=4]希望中央决策层是有能力解决下面的问题才让三峡工程上马的。。。[/size]
[size=4]如果不是。。。。大家祈祷吧。。。。[/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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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工程本身(Infrastructure)包括大坝的全部工程，以及对上游库区及下游泄流河槽进行保护的必要工程，还包括保护上游和下游环境所必须的工程。修建三峡大坝的目的是防洪、水力发电、改善航运、附带供水灌溉，但其根本是治河工程。治河有四大基本方法，即蓄(拦河蓄水)、塞(筑堤防洪)、浚(浚深河槽)、疏(溢洪疏流)，修建三峡大坝属第一种方法。
修建水库第一要认真研究的是水文资料。其中流域携带的泥沙，砾卵石，悬浮物及溶解物质的详细资料又是重点中之重点(黄河三门峡水库就曾因泥沙问题几近淤废，不到两年即出现：潼关淤积、西安水患、移民灾难等，而且贻患至今) 。其次是水利水电工程环境医学报告。根据库区疾病普，*情时空分布信息，卫生消除和消毒项目：“包括：人，蓄污染(如：排泄，病埋，坟墓)，工矿有毒有害物，漂浮物，病媒动物滋生处”，确定蓄水淹没范围和消落地带。最后根据水利水电工程设计划出最高，最低水位线。中国管理水利工程的决策者中，很多人习惯于从单纯土木工程的观点来看待洪水控制和治河方法，他们不懂水文学、环境学，却轻视或排斥水文、环境研究的结论。
三峡建坝工程本身对库区河床，地质构造，生态环境有严重危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淤积，污染，地质灾难，生态破坏。
1、淤积
流域内的治河规划必然受到流域地质地貌条件的制约。长江上游大面积地层的岩基由页岩和沙岩组成，前者风化后成泥、后者风化后成沙，它们在暴雨后被地面迳流冲刷到江中成为悬沙。两亿年前，大片岩基又被砾卵石全面覆盖，四川盆地和金沙江流域广袤达百万平方公里，全流域在天然状态下，坝址处的平均年输沙量为5.3亿t(悬移质泥沙)，沙质推移质704万t，卵石推移质为75.7万t(葛洲坝建库前)。如此庞大的卵石堆积量，恐怕很难在枯水期挖净，所以，因卵石不断堆积而造成上游洪水泛滥成灾。1981年7月四川洪水一次冲入长江干流的卵石即达二亿吨。所以，按照水文地貌学的常识判断，即可知道在长江中游断然不可修高坝拦江，此乃定论。面对这一问题，支持修建三峡工程的人们抱着一个幻想，即三峡高坝蓄水后或许不至于造成堆石坝而酿成灾害。我们可以看一下1983年7月长江的大支流汉水在陕西安康造成的洪灾，这是一个足可警示世人的先例。1969年丹江口水库完工后，安康以下的河槽就被卵石逐渐淤高。安康下游石梯一带有一峡谷直壁，宽仅150至200米，峡谷既窄，河床又已淤高，则洪水到来时，水位自然会抬高。1983年7月，汉水安康段的洪水量并未达历史最高水平，但汉水的水位涨势却异常凶猛。在极短时间内汉水安康段的水位就上涨了19.4米，高出安康城堤约1.5米，从7月31日18时开始，洪水破城而入，此次洪灾使民众淹死达数千人。
影响河床演变关键的造床质是砾卵石，修坝后，并向上游逐年延伸，汛期淹没江津、合川一带城镇，危及数十万人口的安全。可以想像得到，长江三峡建坝后，重庆段可能遭到的洪灾将数十倍于1983年7月底陕西安康汉水泛滥造成的惨绝人寰之灾情。葛洲坝建成后三峡坝址水位已经抬高20米，淤积平均8米，最厚18米。
有人又提出了妙计，认为可以在各大支流的源头筑坝拦住卵石，不让卵石出谷，这样，重庆段就不会出现水下堆石坝了。仅金沙江下游（攀枝花至宜宾段）将建设四座大坝，从上至下的梯级依次为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和向家坝。目前已列入三峡总公司10年开发项目。孰不知，整个金沙江流域和四川盆地的地表全面地铺满了砾卵石，只要有暴雨，它们就会在河槽里被冲成砾卵石河床料，只在河流的源头筑坝挡石是无效的。另外，页岩、沙岩化成的悬沙也会在重庆港沉积下来，相助石坝之堆高。真可谓：“节节拦堵，节节堆积”--中国未来的灾难在四川。
2、污染
库区水体污染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施工本身的污染；被淹没的各种污染源；水体异温层效应；水文地质条件的改变；人为因素。
在施工期间，产生大量的工程和生活废弃物，导致河流水体在建坝期间污染程度加重。即使在工程完成后若干年内雨水冲刷仍会把现场残留的大量污染物带进河体。例如：葛州坝前漂浮物就曾攒聚在一起，坚硬得可行走汽车。在三峡蓄水到135米水位期间，估计有30万至50万立方米漂浮物来到三峡大坝前，漂浮物处理形势非常严峻，既污染环境，又影响水电站和通航建筑物的安全运行。 还有一个重要的污染源，就是库区内将被淹没的各种污染源，包括各种固体废弃物和液体废弃物土埋场；蓄类病埋，坟墓等等。这些污染源的成份十分复杂，被淹没后(特别是在淹没初期)将有大量渗透液(Leachate)渗出而进入库区水体。从常规的污染成份(如BOD)到具有致癌性的毒害性成份(如苯)等应有尽有。
从三斗坪坝址到重庆市主城区的长江干流，目前有三大岸边污染带，第一是重庆市主城区(包括长寿区)，再依次是万州区和涪陵区。经调查核实，这三个城市有工矿企业主要污染源1324个，其中重点污染源93个，以化工、造纸、纺织、冶金等行业为主。这三个城市每年排放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近10亿吨。而整个流域 (包括：岷江、沱江、嘉陵江、乌江、赤水河)每年接纳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近37亿吨，都是绝大部份未经处理便直接排入长江。
长江污染的污染源还有：干流和主要支流沿江城镇有数百个暴露垃圾堆，垃圾上百万吨，无害化处理率不到7％。90多条主要次级河流已有1/4严重污染，主要污染物为发挥性酚、总磷、总氮、石油类、BOD、COD、悬浮物、总汞、硫化物、氧化物、六价铬和砷等。三峡水库蓄水后污染物在水库内的滞留时间延长，浅水区扩大，促进岸边水草生长，可导致蚊虫、鼠类、软体动物密度增加，增加传染病的扩散机会造成疟疾、血吸虫病、钩端螺旋体、肝炎、痢疾，寄生虫和介水传染病流行的根源。1998年对小浪底水利工程移民安置区龙渠村调查，16岁以下儿童蛔虫感染率为65%。大量疾病统计表明，介水传染病、寄生虫病等患病率远远高于坝区外居民。
库区水体温度分层的一个最明显的负面影响，是降低下层低温水体中的溶氧含量。如果库区底部水体长期处于缺氧状态，嫌氧微生物在分解积存库底的有机物过程中会产生硫化氢。会严重影响下游水体的生态和环境。此外，随悬浮固体沉淀而积存库底的各种有机污染物和重金属，在大坝底部排水或排淤时，会向下游河段大量释放，对下游水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水库蓄水后造成岩体内地地下水位的提高，压力，温度的改变。地下水电冲刷溶解力相应会增加，潜流数量加大，尤其是雨季。会使水中悬浮质和溶解质比建坝增加。三峡坝区各个水文站测量出动水文资料显示，雨季流入坝区地下水悬浮质和溶解质增加5-9倍。比中国其他水库地区平均质3.9倍高出很多。这一重要的水文资料被作可行性研究的人员有意忽略了。此外，沿江两岸城镇，成千上万的各类船舶污染，包括每天近万人的排泄和每年约7.5万吨的垃圾，三峡水库不堪重负。三峡工程建成之前，库区局部江段的水质污染就已十分严重，早期进峡的建设者们，可能对过去饮用苦涩黄泥浆水尚残存记忆。但由于长江水流的流量大、流速快，使其自净能力强，后果还不严重。
3、地质灾难
三峡库区是一个狭长的河道型水库岸线长5972km(长不足10km的支流未计)，由于长期地壳运动活跃、频繁，加之河床与地下水冲刷、切割的侵蚀，库区地质条件破坏强烈。经详细地质调查平均线变形破坏密度为0.19个/公里，平均线变形破坏模数为120万立方米/公里。库区干支流库岸稳定性较差或稳定性差的有140多段，约403公里，占整个库岸线的6.8%。泥石流易发处8条15处；全坝区已调查到的2490处滑坡体，方量约139.5亿立方米，单体可达数百万立方米。三峡库区地质为灾害多发区，有些地质灾害历史上多次发生或复活。从1993年起随着三峡施工开始，库区地质灾害问题频繁出现。泥石流，滑坡是三峡地区常见的自然灾害，往往与山洪，崩塌相伴或交替发生。具突发性，损失严重和难以预防的特点。从岩性上看坝址上游多为碎屑石，碳酸岩为主，包括朱罗纪遗址的粉沙岩。库区内地平地多有居民和城镇，而这些平地十有八九是古滑坡失稳后形成的平台。这些古滑坡体上没有大规模的开挖和高楼大厦的建设，所以人与自然相安无事数千年。三峡修建后，水位提高，城镇搬迁，原有的地质条件自然遭到破坏，无疑会引发地质灾难。岩体水文地质状态是导致滑坡的重要外因。1998年汛期三峡库区发生大面积滑坡，库区干支流库岸有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崩滑体就在城镇迁建区。百万移民迁建安置活动都在长江干支流沿岸开展，城集镇迁建呈带状，粗略统计其总周边长300余公里上万个农村居民点，厂矿企业和公路的迁建大都建在崩滑体上或临公路的外侧、水边岸坡堆积上。在三峡水库形成后，这些居民点或厂矿企业的失稳在所难免。仅巫山县新县城迁建区一处，7784米库岸中不稳定库岸占55%，从1998年汛期失稳部位看，高程175m左右的第四系堆积体，无论成因如何，都要变形、失稳，将直接威胁其上的居民(点)。再有：巴东县新城，近3年在新城的34处发生了27次大的滑坡，总方量150万立方米尚难妥善处理；三峡库区复建公路在175.0m蓄水位以上10m即185m左右高程修建，多沿河、沿江、沿库岸。沿线山地多为古滑坡体或松散堆积体，而且厚度大，有的还属煤洞采区，岩体风化剧烈，软弱夹层和煤层多，泥石流问题普遍。1998年汛期出现的崩滑体主要发生在水边岸上的各类古滑坡体和堆积体中。地质灾难是四川人民遭受的又一三峡灾难。
4、生态破坏
生态环境系统和库区段土地利用状况，破坏状况，污染状况，以及水库的管理和使用直接相关。水库开始蓄水时，生态系统由原先的流水体系转化为静水体系。破坏了原有河流的生态连续体系(Rivercontinuum)，使河流成为一系列连续分布但相互分离的生态系统(Serial Discontinuity)。很多生物都不可能适应。据统计，到2003年，众多水生生物、陆生植物受到三峡工程影响。
三峡又名“三园”即三峡植物园，三峡野生动物园和城市森林公园，地处中亚热带北部地区。也是中国第三纪古老植物的“避难所”。据《中国植物红皮书》记载，三峡库区有各类植物６０００多种，其中珍稀植物４７种，库区特有植物３７种。直接受淹没影响的陆生植物物种有120科、358属、560种。其中荷叶铁线蕨，川明参，珙桐，蓖子三尖杉等50多种世界珍贵植物将全部灭绝。上游地区森林覆盖率由五十年代的30%～50%下降到现在的10%，水土流失面积达35.2万平方公里，更为严竣的现实是，这一地区有近百万移民需易地另求生活出路，有11座县城、114个集镇需搬迁重建，公路、码头等基础设施需复建重修。这就意味着三峡库区脆弱的生态环境系统需作一次调整。如果连续破坏三峡库区的生态环境状况，那么，无论工程本身设计怎样先进，质量怎样可靠，可能在若卜年以后，不仅其综合效益会大打折扣，而且还会带来新毁灭性的后患。
鱼类的生存还取决于鱼类的组成和数量，以及产卵场和摄食场的水温和水位等因素。鱼类需要回游产卵。大坝的建成改变了鱼类的栖生环境，包括产卵场的丧失、鱼卵孵化环境的改变、以及水温、流速和氧气的急剧变化，这些变化使原来土生土长的鱼类种群数量下降、甚至灭种。据中国科学院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科研项目领导小组1987年发表的报告，葛洲坝建成后，长江的四大家鱼的产卵量也大大减少，其产卵总量仅为六十年代的百分之十五，而且产卵成鱼的个体变小，群体结构已显著改变。三峡建成后长江中游四大家鱼(草鱼、青鱼、鲢鱼和鳙鱼)的繁殖将滨临绝种。
三峡大坝对中华鲟的生存环境构成了毁灭性影响。中华鲟属鲟形目鲟科，是一种大型洄游鱼类；是1.4亿年前和恐龙同时代的生物，素有"活化石"之称。它生在长江，长在大海，每年夏秋自长江口洄游至金沙江产卵繁殖，幼鱼长到15厘米左右重回东海、黄海。葛洲坝工程大江截流后，阻断了中华鲟自长江口洄游到金沙江的通道，中华鲟洄游至此即被阻隔在坝下江段。三峡大坝2003年6月蓄水、通航、发电后，使其下游中华鲟的血液循环、新陈代谢发生更大程度障碍。[/size] 白暨豚属鲸类淡水豚类，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为我国特有珍稀水生哺乳动物，有"水中熊猫"之称，已被列入世界濒危物种名录中。白暨豚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湖北枝城至长江口约1600千米的江段内，以鱼为食，喜结群活动，小群约2～3头，大群约9～16头。由于人类活动增加或活动不当，使白暨豚死亡增多。白暨豚现存数量不容乐观，已不到100头。分布范围也大大缩小，枝城以上江段、南京以下江段、洞庭湖和鄱阳湖内，已难以见到白暨豚的身影。十多年的时间里，专家们分析，使白暨豚锐减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长江水体污染日趋严重，鱼类资源迅速减少，使白暨豚赖以生存的食物资源愈来愈匮乏。
对于三峡生态，失去的将永远地失去，而未来的变化是难以预测的。正如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环境专家所说，生态环境一旦破坏，恢复起来非常困难。
人类，自然是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循环整体。破坏生态就是破坏人类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生命。人类不敬畏自然必然会付出致命的代价。
三峡工程既然有如此之大的灾难性，为什么还能顺利上马并竣工？了解中国的人会很容易得出结论：三峡像任何在中国建立的大工程一样可以给腐败利益集团一个很好的机会。三峡的巨大利益被“xxx，xx” 等利益集团拿走；千秋的灾难留给“四川，湖北” 以及全中国人民。
三峡工程不论施工组织，施工质量，移民，多么合理和完美。其工程也是“祸国殃民” 甚至“危害整个地球村”。况且三峡施工质量，移民存在着严重的违法和人为破坏现象。如果有必要将来再重点论述这两方面问题。 黄万里先生与“三峡工程”
黄万里先生与“三峡工程”之辩2001年8月27日下午3时5分，在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90岁的黄万里先生溘然而逝。
黄万里，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著名水利工程专家。自1937年留学归国起，倾毕生心力于国内大江大河治理。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以学识渊博、观点独到而蜚声中外，更以敢讲真话、仗义执言而在学界独树一帜。
9月4日的追悼会上，他的一位学生告诉记者：在国内水利学界，多年来，黄万里代表着科学家的良心。
从这个意义上说，黄万里的离世意味着，在国内重大水利工程讨论上，另一种声音的消失。
他当年的助教回忆说，黄先生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人耿直，敢说敢言，不管什么时候，不管针对谁，他都是照说不误，有时可以说是口无遮拦。在他对三门峡工程的意见中，这种性格得到了体现。
1957年6月，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水利部召集70名学者和工程师在北京饭店开会，给前苏联专家的方案提意见，谈看法。参加这次会议的所有专家学者，除了一位名叫温善章的人提出改修低坝外，只有黄万里一人，从根本上全面否定了前苏联专家的规划，其余的人异口同声，赞成三门峡大坝上马，认为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就要清水长流了。研讨会开了10天，黄万里参加了7天，也辩论了7天，到最后，会议就成了以他为对象的批判会。
孤身反对三门峡工程，被钦点为“右派”
1957年上半年，三门峡工程即将开工。黄万里在水文课堂上给同学们讲述了他对三门峡工程的看法，一是水库建成后很快将被泥沙淤积，结果是将下游的可能的水灾移到上游成为人为的必然的灾害。二是所谓“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毫无根据。因为黄河下游河床的造床质为沙土，即使从水库放出的是清水，也要将河床中的沙土挟裹而下。在课堂上，他对“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甚为不屑，使人觉得这种说法实出于政治阿谀而缺乏起码的科学精神。
早在1956年5月，黄万里就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了《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这篇文章刊于《中国水利》1957年第八期，并收入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资料汇编》（1958年4月水利电力部印）。意见书全面否定苏联专家关于三门峡水库的规划，而不是只在个别问题上持不同意见。在反右期间，向一个党支部书记提意见就是“反党”。指名道姓地说邓子恢副总理的报告“不正确”。光这一句话就够右派了。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开始黄河截流。1960年6月高坝筑至340米，开始拦洪，同年9月关闸蓄水拦沙，是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一个小城被迫撤离。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的农民一批批挥泪踏上离乡背井之路。这一切不几乎都在黄万里的预见中吗？其实，黄万里只是本着科学家的良知，说出了关于黄河及泥沙与三门峡大坝问题的科学的真话，可是他被非民主决策击败了，他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于是三门峡工程改建的“两洞四管”方案确立。改建的四条钢管于1966年7月投入运用，增建的两个隧洞分别于1967年8月、1968年8月建成，水库淤积开始减缓，排沙能力依然不足，潼关以上河床“翘尾巴”淤积还在继续。
事实虽证明真理在黄万里一边，但在有着袁绍杀田丰传统的中国，令人伤心的则是有些人反而迁怒于提出正确意见的黄万里。1961年，黄万里“奉命在密云劳动，与昌黎民工同居同食同劳，所居半自地下掘土筑成。”“文革”中更贬他到三门峡挖厕所以示惩罚。
三门峡工程的一切问题和灾难都按黄万里的预言来了。从我们自己的这一重大失败中总结教训，可以使我们获得大量思想资源。但传统文化的惯性却导致一些人要隐瞒真相，歪曲事实，混淆是非，为自己、为大人、为尊者，文过饰非。
六次上书中央，临终前呼“三峡千万不能上”
1980年2月26日，在度过了22年半的右派生涯后，黄万里终于获得了右派“改正的决定”。决定只有短短几行，称：“黄万里同志原划右派问题属于错划。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高教二级教授的工资待遇。”
经历了20多年的冤屈镇压，黄万里仍没学会看政治风向表达学术观点。从上三峡大坝的消息传出后，黄万里就先后给众多国家领导人上书，不遗余力地反对在长江三峡上建大坝。
他认为：从自然地理观点，长江大坝拦截水沙流，阻碍江口苏北每年十万亩的造陆运动；淤塞重庆以上河槽，阻断航道，壅塞将漫延到沪州、合川以上，势必毁坏四川坝田。目前测量底水输移率尚缺乏可*的手段，河工模型动床试验在长期内长段落中尚欠合理基础，只可定性，不能定量，不足以推算长江长期堆积量。故此而论，长江三峡大坝永不可修。如果是为了发电，可在云贵湘鄂赣各省非航道上建大中型电站，它们的单价低、工期短，经济效应比三峡大坝发电要大四倍以上。就流域经济规划而言，也应先修四川盆地边缘山区之坝，如乌江电站等为宜。
此外，从国防的角度看，大坝建起来后无法确保不被敌袭，也很不安全。黄万里预言：“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同时，他还指出，公布的论证报告错误百出，必须悬崖勒马、重新审查，建议立即停止一切筹备工作，分专题公开讨论，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198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黄万里教授没有被邀请参加工程论证。黄万里数次给中央领导人和政治局，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家监察部写信，痛述三峡工程的危害。要求中央决策层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陈述为什么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原因。但是这些信件都泥牛入海无消息。
黄万里晚年病重昏迷中仍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2001年8月27日，他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圣人出，黄河清”是封建时代的人文思维，带有谶纬迷信色彩，在严肃的科学论证面前，本来上不得台面。但当时的某些参与决策者，竟然将这种腐朽观念奉若神明。苏联专家不会懂得这个掌故，肯定是中国人才会搬出这种错误的人文思维作为武器，为错误的技术思维开路。该工程纵有为万世师表作证的好处，渭河流域数百万人民何负于衮衮诸公？当时没有问责制，如今要想问责，主要决策者已经不在了，剩下几个望风希旨的技术官僚和科学“泰斗”，在责任上“他顾左右而言王”，肉烂嘴不烂。
在既有三门峡和阿斯旺的前车之鉴、国内也存在众多反对意见的背景下，三峡工程议案于1992年被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以1767票通过，反对177票，弃权664票，赞成票数之少，在人大历史上是空前的。
国家机器需要“标准件”，“独立思想者”如黄万里教授者流，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纷纷落马，或被弃置不用，形成了人才选拔上的“精英淘汰制”，这就为好用听话的“标准件”入选创造了条件。经过“文革”对文化、道德的摧残，急功近利的技术思维逐渐占据上风，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门峡工程不足四年就现世现报，水利工程逐渐变成了“水害工程”。在难以逆转的生态灾害形成之后，如何恢复生态，能否拆除这个废物，就成了谁也负责不了的“老大难”。谁又能够想象，将来三峡工程正式退休以后，后代子孙该如何为它老人家送终？
黄万里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对三门峡的意见不幸言中，痛心疾首，反复叨念：“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晚年病重昏迷中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如今三峡工程竣工，库区清污成本和长江航运成本剧增，已是不争之事实。据三峡工程防汛办提供的气象资料显示，“今年4月份三峡坝区天气复杂和剧烈变化程度为近50年同期所少见”，请看《中国三峡工程报》的报道：
“今年4月三峡坝区气候反常。气温并没随夏季的到来逐渐上升，反而呈下降趋势。4月末平均气温不足12摄氏度，4月中旬周边山区还出了较大范围的降雪，月内有3次降温过程，温差升降剧烈、颠倒错位的现象严重。另外，4月份全月降水量为236.5毫米，破坝区近10年降水量最高纪录，破宜昌地区近118年同期降水量最高纪录。”
三峡库区地质环境复杂，暴雨、洪水频发，自古以来就多滑坡。三峡大坝坝址附近区域为坚硬的花岗岩，向上游则多以碎屑岩、碳酸岩为主,包括侏罗纪遗址的粉砂岩。地质容量、环境容量的天然不足，仅国土资源部查明的滑坡就有2490个。近两年我国南北气候反常，今年重庆地区大雨滂沱，多处发生山体滑坡。这些现象是否与生态上的变异有关，虽有待专家们继续观察论证，恐怕也无须久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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